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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流动人员管理条例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8年12月31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流动人员管理，保障流动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流动人员的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流动人员，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进入本省和在本省内跨市（市政府所在地的市区，下同）、县（含县级市，下同）暂住的人员。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需要成立流动人员管理协调机构，组织、协调、指导、督促各有关部门的流动人员管理工作。
公安、劳动、工商、计划生育、民政、卫生、建设等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做好流动人员管理工作。
雇用流动人员的单位、雇主，应当安排专职或兼职的管理人员。
第四条 流动人员管理工作，应当遵循流入地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及管理、教育、服务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流动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侮辱、歧视流动人员。
流动人员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依法维护。
第六条 流动人员应当自觉履行法定义务，服从有关部门的管理，维护社会秩序，遵守社会公德。
第七条 流动人员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申报暂住户口登记。
第八条 在本省经商、就业的流动人员，应当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和暂住地合法居住场所证明向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领广东省流动人员暂住证（以下简称暂住证）。
公安派出所应当自受理办证申请之日起七日内发给暂住证。
第九条 流动人员受雇于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的，由雇用单位、雇主负责申领暂住证。
第十条 暂住证为一人一证，是持证人在暂住地的合法居住证件，在该市、县范围内有效。
暂住证有效期限最长为两年，但不得超过持证人的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的有效期限。
持证人在暂住证有效期满后要求继续暂住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十日内到原发证公安派出所办理换证手续。
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内的流动人员在暂住证有效期限内凭证出入特区，不需再办理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第十一条 遗失暂住证或者需要变更暂住证登记项目的，持证人应当在三日内向原发证公安派出所申请补办或者办理变更登记。
公安派出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予以办理。
第十二条 暂住证由省公安机关统一印制。
禁止涂改、转借、转让、买卖、伪造、变造暂住证。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执行公务查验暂住证时，须出示有效证件，被查验的流动人员应予合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扣押暂住证。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对流动人员就业实行总量调控，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各自的职责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流动人员的计划生育管理依照《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流动人员中的孕产妇和婴幼儿的保健服务依照《广东省母婴保健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流动人员在同一市、县暂住五年以上，有合法就业或经营证明、计划生育证明的，其子女入托、入学等享受与常住人口同等待遇；连续暂住七年以上、有固定住所、合法就业或经营证明、计划生育证明、无违法犯罪记录的，可以按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常住户口。
第十八条 流动人员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检举揭发或向司法机关控告。
第十九条 在本省领取暂住证的流动人员应当缴纳流动人员管理费。
第二十条 流动人员管理费由发放暂住证的公安机关统一征收，全额上缴同级财政。流动人员管理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部门予以保障。
流动人员管理费的收费标准和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实行统一征收流动人员管理费后，行政机关履行其法定职能为流动人员提供服务的，不得另行收费。
第二十一条 对流浪乞讨、露宿街头或者无正常居所又无正当生活来源的流动人员，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收容遣送。
民政部门应当将流动人员中无监护人的少年儿童送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采取保护性的教育措施，适时依法遣送。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负责对应当收容遣送的流动人员进行清查并移送民政部门。民政部门负责收容管理和遣送，公安机关予以协助。
清查、收容和遣送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部门予以保障，不得另行收费。
第二十三条 收容遣送站对被收容人员除无法了解其姓名、身份及家庭住址等情况外，应在一个月内予以遣送，不得无故延长留站时间。
第二十四条 收容遣送站应当将被收容的外省人员遣送至该省对口的收容遣送站；将被收容的省内人员遣送至其户口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接收安置。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下列有关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的可处五十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的可对所在单位或雇主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涂改、转借、转让暂住证的，收缴暂住证，并可对直接责任人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买卖、伪造、变造暂住证的，收缴暂住证，并可对直接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对直接责任人可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予以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的实施细则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1999年3月1日起施行。



1998年12月31日
法律是干什么的？
——如何认识武玉杰倒票案

南昌市司法局 熊晓峰


如果要评选2006年法律大事件，新年伊始发生的武玉杰“倒票”案毫无疑问将入选，各种媒体、网络上好不热闹。这次与以往不同，不像前几年发生的孙志刚案、佘祥林案呈现一边倒的齐声声讨现象，我们的法律精英和社会大众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一边是要捍卫法律的严肃性、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边是呼吁给武玉杰一点宽容，一时间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但在热闹的表面，仔细琢磨一下双方的观点，却发现双方并不是在一个法律的层面上交锋，是各敲各的锣、各吹各的号，没有对到一个点上去，双方对于武玉杰构成“倒票”似乎没有太大的争议，只是对于这种行为是否构得上处罚持有异议，虽然有个别微弱的声音提出，从合同法上看，武玉杰的行为是一种接受委托的民事代理行为，但为刑法界的大家以武的行为违反了刑法的禁止性规定为由“义正辞严”地驳回了。双方所论争的变为了在法律普遍公正下是不是要给予个体以公正。
在此我不想探究到底是高校高收费背景下武玉杰贫困生的身份引起大众的同情还是大众因痛恨某些利益集团垄断公共资源而同情弱者，又或者是二者复合作用引发了大众的广泛关注。我想寻找的答案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武玉杰构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倒票”？他应不应该受处罚？或者在更深层次上法律是干什么的？
倒卖车、船票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扰乱市场秩序罪中，是指倒卖车、船票，情节严重的行为。所谓情节严重，1999年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认定为“高价、变相加价倒卖车、船票或者倒卖坐席、卧铺签字号及订购车票凭证，票面数额在五千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二千元以上”，而武玉杰购买了1000余张火车票，金额达10万余元，从解释来看，武玉杰构成倒票似乎是板上钉钉、难逃法网了。但且慢，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在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或事项时，对有关法律规范所作的解释，它既不能违背刑法的规定，也不能超出刑法规定的范围，从解释本身看，它所指的是可以构成犯罪的一种行为，而从刑法上看，我国刑法上对于是否构成犯罪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必须符合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即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缺一不可。构成倒票罪的主体既可是个人、也可是单位，主观方面是牟利，这二者可放开不论。在此值得讨论的是犯罪客体和客观方面，尤其是犯罪客体，在我国刑法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了完整清晰地阐述犯罪客体及其在犯罪构成中的作用，虽然稍显冗长，还是请允许我引用我国刑法学权威、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苏惠渔教授主编、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刑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00页)对于犯罪客体的表述：“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并且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必须具备的要件之一，说明犯罪行为危害了什么社会利益，是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本质的集中体现，任何一种犯罪，都必然要侵害一定的客体，不侵害客体的行为就是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当然也就不可能构成犯罪，由此看来，犯罪客体是决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首要条件，没有犯罪客体，就没有犯罪问题而言”。同书第467页，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的管理活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行为，直接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为了谋取个人或者单位局部非法利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生产、社会交换、社会分配和社会消费诸种经济关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所谓倒卖，《现代汉语词典》中只有倒把，指利用物价涨落，买入卖出，牟取暴利，《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指“低价买进转手高价卖出以牟利”。我理解倒卖是有两个行为：一是从国家规定的机构收买，另一个是自己加价卖出。在倒卖车船票犯罪中中为刑法所保护的、犯罪分子所侵害的客体是正常的售票秩序。正常的售票秩序，我个人认为是消费者只有从国家规定或批准的地点付出国家或批准的价格获取所需要的车船票，即只有一个买卖行为存在。应该承认的是，倒卖车船票脱胎于计划经济下的投机倒把，但在目前某些时段或某些路线上车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仍有存在的必要。(同样是紧张，为什么没有倒卖飞机票的，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但已不是本文的范围了)倒卖，就是通过种种手段把车票控制在手中，人为造成车票的紧张，使得真正的消费者无法从正规渠道买到车票，迫使真正的消费者以高价从倒票者手中购买车票。当然既然是购买，即使是以高价、即使是无奈，作为消费者还是有选择余地的，虽然这种余地很小、空间不大，但总是有一定讨价还价的空间，可以选择此贩或彼贩、选择其他出行方式，也就是说倒卖行为最终所针对的受害人实际上是不特定的，如果倒票者以高价迫使某个特定的人或群体必须购买，那他就是强买强卖，是强迫交易而非倒卖车票。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武玉杰的情况，我认为与倒票有本质上的不同。首先，他是针对一个个特定的人—学校的学生；其次，他是事先收取了学生证与票款及加价款，也就是说，在本案中没有两个买卖行为，只有一个买卖行为：同学购买车票，武玉杰本人没有购买行为，更没有出售行为。说武玉杰本人没有购买行为，可能很多人无法理解，他不是到窗口排队去买了1000余张车票吗？这里我们要把握的是：武玉杰是用同学的学生证、用同学的钱按同学要求的时间、目的地购买车票的，武玉杰是买了票，但不是他本人购买，而是----代购。现在问题似乎回到了文章前面据说的委托已超出法定数量，即数额超过五千元的即构成倒票罪，但细细一看，有一个概念被有意无意地转换掉了。我们所说的是民事上的事前接受委托的代购行为，而刑法上的五千元是指构成倒票应接受刑法处罚的一个界限，其前提是倒了票，其所隐含的另一层意思并不是五千元以下不构成犯罪，而是只要符合倒票罪的特征，即使在五千元以下，虽不受刑法管辖，仍应接受其它形式的处罚。五千元并不是罪与非罪的标准，而是确定应受何种处罚的界限。一定量的累积并不必然导致质的改变，我国刑法中也从来不存在一个以一定数额来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刑法意义上一定量决定的只能是并且必然是处罚的种类与程度，而非罪与非罪。在武玉杰一案中 ，武玉杰事前接受同学的委托，以同学的名义按照同学的要求代为购买车票的行为是一种民法上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这一案件中，只有一个从车站窗口购买车票的行为，没有倒手买卖的行为，车站正常售出了票，同学按自己的意愿买到了票，车站的正常的售票秩序没有被扰乱，国家未遭受任何损失，同学自愿传给武玉杰代理费，同学们的经济利益也未遭受任何的损失。试想，如果没有武玉杰代买，同学们自己又不能去排队买票，同学们获取车票的途径就唯有到票贩子手上高价买票了。在本案中我所能看到的唯一利益受损的只有票贩子的利益，而这我想是大家所乐见的。因此，武玉杰同学的行为没有扰乱国家正常的售票秩序，没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国家和群众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我们在这里找不到犯罪客体，就更没有犯罪行为的发生，武玉杰的行为不构成倒票。
我们都知道，刑法的功能既是惩罚，同时也是预防，即惩罚既有的犯罪、也警示可能发生的犯罪，而预防作用的产生，是通过对既有犯罪的公正处罚，来指引人们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来评价人们行为何者正当、何者不正当，使人们预测到自己行为将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并使人们对法律产生认同，进而使法律发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维持公共生活基本秩序的职能。弗·培根说过：“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一个错案、冤案，会使得一定范围的人群对于法律的认知发生一定的改变，而一个有广泛影响的错案、冤案，将会在社会上对于社会公众的法律认识产生误导，既没有惩罚到应该惩罚的，更不可能预防该种犯罪的发生，杀鸡只能吓鸡，并不一定吓得到猴，还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说：“公平虽然就是公正，但并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对法律的纠正，其原因在于，全部法律都是普遍的，然而在某种场合下，只说一些普遍的道理，不能称为正确，就是在那些必须讲普遍的道理的地方，也不见得正确，因为法律是针对大多数的，有时难免弄错……既然立法者说了一些笼统的话，有所忽略和出现失误，那么这些缺点的矫正就是正确，如若立法者在场，他自己会这样做；如若他知道了，自己就会把缺少的规定放在法律中，所以公平就是公正，它之优于公正，并不是优于一般的公正，而是优于由于普遍而带来了缺点的公正，法律普遍性所带来的缺点，正是公平的本性，这是因为法律不能适应于一切事物，对于有些事情是不能绳之以法的，所以应该规定某些特殊条文，对于不确定的事物，其准则也不确定。”(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至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如何根据正义的考虑，减轻现行法律可能产生的严酷与不公正就已成为法律理论与实践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了。作为执法者，在执法之时要时刻把握法律的意义，要体会立法者立法的目的，作为法律研究者，更要深深领味法律的真义，不应局限于法律条文的文字表面意思，更不能为了自己的目的随意对法律作任意的解释。
法律早已不是单纯的专政工具，它的首要功能和目的是保护，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国家的利益。我们的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们的法律也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