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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庭环境因素
　　家庭结构残缺对子女的影响：家庭是人们以婚姻、血缘为纽带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它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未成年人生活和成长的第一个场所，是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的起点，家庭环境影响着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发展，甚至可以其决定性的作用。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来的思想、文化冲击着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家庭同样经历着历史与现在、传统与外来摩擦之洗礼，各式各样的发展冲击着家庭领域，缩小了它的活动范围和功能，造成了代际间的紧张和疏远，其变化影响之大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现代社会发展，还引发了各种形式的懈怠行为、犯罪和流浪.这可以说是与传统的生态社区环境的破坏和家庭模式的解体同时而来的。在传统家庭模式解体的过程中，家庭失灵开始显露出来，同时催化了许多不正当的外在干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未成年人犯罪的产生。社会的急剧变化造成残缺家庭大量出现，对未成年人产生重大影响。因父母离异、分居等导致的家庭结构残缺，破坏了健全家庭中父母角色的正常功能。心理学研究表明，父亲与母亲在家庭中的作用是不完全相同的，缺少任何一方对未成年人的成长都是不利的，会导致未成年人产生情绪与人格上的障碍。未成年人过早失去父母之爱、家庭之乐，感情上受到创伤，经济上缺乏保障，造成内心痛苦、精神忧郁，由于长期的心理失衡，渐渐地产生了心理偏差，而且残缺家庭不像健全家庭对子女会有严格的监督，往往会疏于对子女的管教，失去家庭温暖的子女对家庭的依附性逐渐减少，极易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而做出违法犯罪之事。
　　家庭关系恶化对子女的影响：研究表明，和父母缺乏正常关系的少年更容易陷入青少年犯罪的生涯。家庭关系是人间最亲密的社会关系。即使家庭结构是完整的，如果父母感情不和，经常发生冲突，也容易导致子女有越轨行为。因为不顺利的婚姻生活往往使父母无暇顾及子女的事物，这种控制力量的消失正是未成年人越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它比父母离异对子女造成的负面影响还要大。子女夹在父母之间，心理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和不良影响，慢慢会在个性上出现缺陷，容易养成空虚、烦躁、不安和失望的情绪，往往性格内向、孤僻自卑。为逃避紧张的家庭气氛，极易离家出走。如果子女在家庭中能和父母有良好的沟通，得到父母充分的关爱，他们会远离犯罪；如果亲子关系疏远，子女在家里得不到安全或情感上的满足和慰籍，就可能逃离家庭，在社会上寻求支持与认同. 实践中发现，未成年罪犯往往用不太喜欢的语气评价他们的父母，未成年罪犯的家庭中往往缺乏积极的交往和情感表达。而不少未成年罪犯也表示如果当初父母能够对自己多一点关心，自己也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家庭教育方式不当：积极、健康的家庭管教方式能弥补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缺陷和不足，而消极甚至错误的家庭管教方式不仅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而且可能成为促使未成年人走向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许多家庭的管教方式都存在不当之处，溺爱型、粗暴型可以说是我国最普遍的两种不良家庭管教方式。溺爱型家庭管教方式一味满足子女物质、生活上的任何要求，受溺爱的子女易形成自私、任性的性格，缺乏责任感，不懂得尊重别人，其社会化进程在相当的程度上受到阻碍。一旦此种不健全人格外化，又会受到家庭的纵容与包庇，从而使子女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溺爱会形成子女畸形的需求，而当其习惯于多次无原则的被满足之后，若稍有不顺，就会不择手段甚至以身试法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同时，此类家庭管教方式使子女易受伤害、敏感，社会适应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差，自控能力不强，因而易受坏人的引诱，导致犯罪。粗暴型家庭管教方式粗暴化、简单化，对子女干预过多，采取专制的手段使其绝对服从父母的目标与期望价值，稍有不从就对子女实行打骂体罚等粗暴手段。体罚这种教育方式的运用，只能使那些相信体罚有利于孩子教育的父母满足自身使用暴力的欲望，而不能起到正确教育的作用。经常使用体罚，会给未成年人提供一个攻击性的榜样，对其自尊心、自信心也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体罚引起未成年人的认知不协调，对这种不协调所带来的焦虑，未成年人会采取抑制退缩或对抗发泄的方式。粗暴型管教方式使子女意识不到家庭的温暖，体罚可能使子女逐渐懂得“更有权威的力量可以操纵他人并能够成为一种维护高于他人的地位，满足欲望和实现目的的功能性手段”。在暴力家庭中长大的未成年人对家庭缺乏归属感，性格闭锁、孤僻、粗野、不顺从、残酷，没有通过家庭完成社会化，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一旦脱离家庭的束缚，非常容易演变为蔑视社会权威，行为反应过激，极端自我，在社会生活中一旦遭遇挫折容易把握不好分寸，甚至陷入犯罪泥潭。
　　家长素质低劣，言传身教失当：我国目前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比例还相当高，一些家长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许多家长也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影响，狂热地追求金钱、追求物质享受。他们不但忽视了对子女的道德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其本身的行为也把子女往相反的方向引导。未成年人正处在成长时期，差别交往能力强，辨别是非能力差，他们还不知道社会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①。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行为就是孩子学习的榜样这个学习过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父母行为端庄正派，有助于子女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品德；父母形象不良、行为不轨，将误导子女走上歧途。有的家长缺乏社会责任感，道德意识差，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独断专行，心胸狭隘，为获取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对子女的教育与自己的言行不一致，其身不正，染有恶习，子女自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不良影响，在难以辨别是非的情况下沾染不良习气，并为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打下了基础。
　　家庭道德教育缺失：正确的家庭早期教育是未成年人的良好习惯、品德、意识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中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因素。家庭的道德引导和教育，曾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被认为是家庭功能的主要方面。但在社会转型期，父母教育子女持“工具主义”观念，只关心子女成21，逼子女从小就学会竞争，忽略了对子女应有的道德启蒙教育，如教育子女如何做人，教育他们学会关心他人、孝敬父母、正直谦让等，而使子女变得自私、冷漠，缺乏真诚、善良，不会关爱包括父母在内的其他人。有些父母对子女“唯钱独尊”，时刻在子女面前说钱言物，无形中将子女的兴趣引到对吃喝玩乐的追求上，而缺少远大理想和抱负。这样，家庭文明的基础出现了空间，家庭进步的连环出现了裂痕，长期下去必然形成未成年消极的个性品质和不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种不良品质一旦遇到一定的条件和时机，就会发展成为犯罪行。
　　二、学校教育因素
　　师资队伍中的不良品行对学生的影响：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实施系统教育的专门机构，是未成年人从家庭走向社会的中间环节.未成年人处于学校的阶段正是他们身体猛长、心理变化大、情绪反应强烈、精力充沛的阶段，这个时期，他们不仅对物质需求日益增长，而且对精神需求增长更快。“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人师表，人之楷模，这样才能熏陶出一批又一批心灵净化，意志坚定，品学兼优的栋梁之才。但是有些教师的品行实不足以为人师表，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成长。如上课不负责任,马虎了事,没有进取心,贪图玩乐,为了一些事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社会上流行的请客送礼办私事的风气也在这些老师身上表现出来。更有甚者有些人头上顶着教师的神圣光环，竟利用教师与学生接触的特殊之便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近年来有关这方面那的报道已是屡见不鲜。
　　学校教育内容失衡、不协调：部分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教育资源分配失衡，尤其是城乡差别大，认为地划分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不仅导致“择校费”问题产生，也容易使非重点学校的学生及其家长有自卑感，受到歧视，从而影响学生的正常发展。学校只注重升学率，偏重知识的填鸭式传授，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对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性。这种不恰当的做法往往会造成未成年人身心发展失去平衡，对于那些领悟力略差一些的学生，尤其有可能从中遭受升学的挫折和压力，继而被老师、同学、家长视为学习无能。久而久之，连学生本人也感到自己确实不如别人，难免遭受淘汰，从内心深处产生自卑感。这种否定自我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他们逃出校门，与社会上有不良行为或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混在一起。这种不良结合，不但影响了学生依恋学校、家庭，同时也影响了学生依恋正常同辈群体的可能，使其陷于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大增。法制教育十分薄弱。因为学校的法制教育具有系统性、渐进性和集中性的特点，所以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教育学生知法守法，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非常有效的途径。但目前中小学校的法制教育仅限于小学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初高中(含中专、技校)基本上没有开设。缺乏统一的法制教育教材，除初中开设的《思想政治》含少量法律知识外，小学和高中均无正式的法制教育教材，也较少根据学生年龄、文化程度的不同设置相应的教学内容。在师资方面，多由政治课教师讲授，法律专业水平相对有限，授课质量难以保证。兼职法制副校长或辅导员虽然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但是教学却并非他们的专长，同时受课程安排和时间、精力所限。由于法制教育不到位，部分中小学法制教育课形同虚设，学生不懂法、不守法、不会依法自我保护的局面难以得到根本改观。一些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反映在学校时几乎没有接触过法制方面的教育。有的学校的法制教育仅停留在法律知识的传授上，没有使学生形成与法律规范相适应的价值观，没有引导学生将法律规范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需要和行为动机，这样的法制教育不但不能对未成年人犯罪起到预防作用，反而可能让一部分未成年人由于了解法律的规定而钻法律的空子，进行犯罪行为。
　　学校教育方法缺陷：某些学校和老师习惯于按学习成绩的优劣，人为地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并给予不同“待遇”。对“优等生”爱护有加，高度重视，其结果一方面可能使他们产生高人一等的骄傲自大心理，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他们背上“优等生”的沉重包袱，如果再不注重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对挫折的心理承受力差，遇到失败、困难或逆境时飞则可能产生偏激行为。对所谓的“双差生”、“问题生”敷衍了事、任其自由发展，甚至视为包袱而讽刺、挖苦，动辄训斥，甚至打骂体罚.这不仅使后进生更为后进，而且还可能使有的学生“破罐破摔气有的教师对犯错误、有缺点的学生，只是简单、生硬地处罚了事，不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对敢于指出自己缺点的学生打击报复，等等.所有这些不适当的教育方法，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减弱学生对学校的依恋，甚至使某些学生产生消极情绪而厌学、弃学、逃学，加之许多学校借口“不能带坏一批学生”对“问题生”予以劝退或开除，这些流失生往往成为日后未成年入犯罪的根源。
　　学校对学生闲暇活动管理不足：一些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也总是习惯于加班加点，延长学生的学习时间。一些家庭望子成龙，让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技能班”或“补习班”，致使学生大量的闲暇时间被无休止的补课或活动所填满，苦不堪言。这样“闲而不暇”的生活会使未成年人经常处于疲劳状态，产生厌学情绪，不仅影响了教学实效，而且为了发泄，他们极有可能铤而走险，参与一些有害身心健康的活动，甚至走上邪路。同时，学生闲暇活动放任自流，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学校应有的重视。一方面许多学生面对闲暇时间感到手足无措，闲暇生活普遍形式单调，单调的生活必然是一种无效的闲暇，会让学生感觉孤独、无聊、烦闷难耐，容易“无事生非”，导致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学生的闲暇活动内容庸俗，他们多沉迷于电视、游戏机、网络、闲逛，甚至沉迷于具有色情、暴力、赌博等内容的书刊、录像、游戏之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学生吸烟、酗酒、赌博、打架、斗殴。消极不当的闲暇活动严重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很容易诱使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社会环境因素
　　金钱万能、拜金主义观念盛行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受到极大的冲击，尤其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主义，对世界观尚未定型的未成年人造成了很坏的消极影响；社会竞争和矛盾加剧，就业就学跟不上社会福利和财富分配不均，社会转型期的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好，特别使消极腐败和黄赌毒、封建迷信等丑恶现象，极易诱发一些意志薄弱的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金钱万能，追求过度享乐，拜金主义的盛行，私欲的膨胀，使有关黄、赌、毒犯罪滋生和蔓延。一些人为了追求金钱和享乐，大肆进行卖淫嫖娼犯罪。一些娱乐场所为追求经济利益，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使卖淫嫖娼屡禁不止。少数国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吃请受贿、追求享乐，一定程度上败坏了社会风气，也总是有形无形地给未成年人一种示范和暗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起了较大的变化，未成年人没有经济收人，而此种不良风气，却刺激了他们的“高消费”的意识，但“未成年人往往对满足需要的手段的意义缺乏了解，只要他们感到需要本身的无可非议的、合理的，他们就较少考虑满足实际需要的具体手段是否为社会道德和法律所允许，甚至不择手段地去满足自己的需要，以致犯罪①。
　　同时，过度的贫富差异也对未成年人犯罪造成了影响。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异程度的指标，据官方统计，我国在1999年的基尼系数为0.39，也有资料显示为0.45，就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②。过度的贫富差异，会强化人们的贪婪心理、攀比心理、嫉妒心理、仇恨心理，这些都有可能转化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刺激犯罪的滋生，成为犯罪的诱因。
　　受消极文化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一般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的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①。消极文化即通常所说的亚文化。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世界不同文明相互交汇融合，彼此取长补短，成为大势所趋。但是全球化在加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接触的同时，也带来西方文化思潮和黄、赌、毒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污染。西方的生活方式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模式”抉择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不但在行动中努力地模仿“西式”的家庭外表，如时髦的家具、流行的服饰等，好逸恶劳、爱慕虚荣、向往奢侈的生活，崇尚西方社会休闲娱乐观念和思潮，甚至追求“性开放”、“性自由”的没落生活方式。充满色情的淫秽物品所体现的黄色文化主要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来危害未成年人，使其身心不健康地成长。庸俗、低级、淫秽的录像、电影、书刊、印刷品的毒害信息量很大，刺激性特别强。未成年人正处在发育阶段，好奇心强，因此对这些“黄货”对他们特别具有吸引力。这些淫秽物品扭曲了未成年人的性观念，从精神上毒害未成年人，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从而诱发未成年人走上性犯罪的道路。黄色文化产品的来源，绝大多数都是先从境外流入，再在境内出版部门复制印刷。据海关总署较早的统计资料，1980年进口的印刷品中没收淫秽色情印刷品19000多件，比1979年增加4.1倍；1989年海关共查获违禁印刷品和音像制品233万件，比1988年增加30倍。1989年8月的“扫黄”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0年底，全国共缴获封存违禁出版书刊约3200万册，音像制品240多万合，查获没收走私进口的违禁品出版物78万多件，依法查处违法分子近8万人②。
　　其次，帮会文化业也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一支遗毒，“帮会”文化目前在文化市场上仍占据一席之地。许多地区播放的影视片所传播的“帮会”文化，刺激着黑社会的繁衍与扩展，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起着直接的教唆作用。那种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黑风恶浪，给未成年人以极坏的影响。使有些未成年人认为，在社会上要混出个名堂来，没有几个哥们不行。他们为了“行帮”、团伙的利益合哥儿们的交情，根本不顾他人的利益、国家的法律，把“行帮” 、团伙、哥儿们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为了他们的私利和“友情”不惜践踏国家法律，以身试法。先进社会上相当一部分未成年人和一些“两劳”释放人员对黑道老大的人生准则、生活方式的顶礼膜拜、刻意模仿，从某种意义上讲，使帮会文化诱导的结果。此外，一些侦破文学为了追求真实，用纪实的手法把犯罪的过程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无形之中不仅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手法，且还有意无意地使他们学会了一些反侦破的方法。
　　另外，沉溺于上网也是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原因。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海淀检察院近期对海淀看守所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调查发现：73名有上网经历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39人承认自己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因上网引起或与上网有关，占53.4%①。网络中通过互发电子邮件或聊天、在线游戏等手段进行交往，可以向对方隐瞒真实身份、年龄甚至性别等特征。由于网络本身的这种隐蔽性，上网便成了很多处于心理闭锁期的未成年人缓解内心紧张、释放内心积郁的理想选择。网络游戏、网络聊天过程中，虚拟的人物可以不受法律和道德的规范，未成年人的心理随意性被无限放大。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往往难以协调，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及时、正确的纠正和引导，就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为了满足自我需要而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的利益。有些未成年人长期痴迷于网络，由于他们没有经济来源，为了支付高昂的上网费用，很可能实施抢劫、盗窃等财产性犯罪。
　　四、个人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
　　孤独感和强烈的交往需要的矛盾：现在，未成年人的生理成熟年龄普遍提前, 生理上的突飞猛进，尤其是性器官的发育成熟，使他们的性意识、性冲动，性体验等接踵而至，这给他们带来了种种困惑或疑虑，产生各种神秘不安的复杂心理。与此同时，他们的心理成熟却明显滞后。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为因为生理成熟产生的种种困惑解难释疑，无法合理地为自己减轻心理的重负。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成人感逐渐增强，对于内心的困惑和疑虑不愿轻易向他们吐露，于是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闭锁。未成年人处于这种自我封闭之中在心理上与成年人产生隔阂，不愿相互交流思想、感情，因而产生孤独感。但是这种孤独感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渴望被人理解，希望与人交往，希望在人际交往中有一定的地位，希望能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以维护自尊。因而人际交往的需要较为强烈，这种在心理上既感到孤独，又渴望交往的矛盾，可能使青少年陷于苦恼的境地。他们不愿与父母老师沟通，却希望与同龄伙伴拉帮结伙，有的甚至离家出走，出外寻找“友谊”。由于他们的社会阅历少，认知狭窄、片面，分不清是非美丑，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容易被人引诱，上当受骗，稀里糊涂地就加入犯罪团伙，不知不觉地就走上犯罪道路。
好奇心强和辨别是非能力低的矛盾：未成年人对一切感到新奇，对自己不了解的现象，不理解的问题都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由于他们社会经验不足，认识能力尚未发展成熟，对许多社会现象和科学的准则还没有自己定型的见解和观点，容易受暗示而模仿，自觉不自觉地受一些不良因素地影响，看问题时以偏概全、固执己见，自己认为正确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知识就不加考虑的片面接受，以致受到不良的社会风气和一些宣扬暴力、色情的不良亚文化的影响而走上犯罪道路。
　　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矛盾：随着成人感的产生和增强，未成年人对自己估计过高强烈要求独立自主，想从心理上改变过去依赖成年人和受人监护的状态，即取得与成年人相同的地位，离开父母的管束，完全独立。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经济来源，且社会生活经验欠缺，不能适应错综复杂的社会，因此未成年人在生活上还要依赖于父母，在社会上还要依赖成年人。这种在心理上想独立，而实际生活中又不得不依赖父母的矛盾可能激发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冲突，加大代沟的裂痕。在现实社会中，有的因对父母的严格管束十分不满而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和报复心理，进而实施家庭暴力，甚至出现了弑亲现象。
　　强烈的情绪冲动和理智控制较弱的矛盾：未成年时期，情绪的兴奋性高，情绪的波动性大，具有极大的冲动性，既表现为热情活泼，又易急躁，激动，好感情用事。有时，当个人需要受到限制而不能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挫折感，进而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这时理智的控制能力却显得无能为力，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计后果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向有关当事人或无辜群众实施攻击行为，进行报复。
自我意识的矛盾：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已经形成的心理特点和正在发生进行的全部心理活动的认识，以及自己与外界事物相互联系的认识。未成年人由于独立性意向的发展，开始将对外界及外界事物与自己的关系的关注转变为对自己心理活动的关注。这样自己既是观察者，同时又是被自己观察的被观察者，自我意识被分成两个处于不同地位的部分：前者为理想的自我；后者为现实的自我。一般来说，现实的自我总是落后于理想的自我这样一来，二者的不一致便产生了自我意识的矛盾.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矛盾通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过高的自我评价，另一种则是过低的自我评价。过高或过低的自我评价往往导致个体自我意识确立过程中的过分自负或过分自卑这两大心理缺陷。
　　一方面，过低的自我评价。处于这种意识状态的未成年人，在把理想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进行比较时，对理想的自我期望较高，又无法达到，对现实的自我不满意，又无法改进。他们在心理上的一个特征就是自我排斥。由于在成长过程中，理想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的距离过大所导致的自我矛盾冲突，他们往往会产生否定自己、拒绝接纳自我的心理倾向。这类未成年人往往降低人的社会需求水平，对自我过分怀疑，压抑自我的积极性，并可能引发严重的挫折感和内心冲突。他们的心理体验常伴随较多的自卑感、盲目性、自信心丧失和情绪消沉、意志薄弱、孤僻、抑郁等现象，尤其是面对新的环境、挫折和重大生活事件时，常常会产生过激行为，酿成悲剧。近几年来发生的未成年人暴力事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由此类心理问题所导致的。
　　另一方面，过高的自我评价。这是一种与过低的自我评价相对立的自我意识状态。在这种自我概念的支配下，个体往往扩大现实的自我，形成错误的不切实际的理想的自我，并认为理想的自我可以轻易实现。这种类型的未成年人往往盲目乐观，以我为中心、自以为是，不易被周围环境和他人所接受与认可，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和不满。因此极易遭受失败和内心冲突，产生严重的挫折感，导致苦闷、自卑、自我放弃。有时会引发过激行为和反社会行为。
　　专家指出：“青少年犯罪是一个时代各个方面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之一，要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正确必须扎扎实实地解决社会存在的、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各种社会问题。”本论文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诱因从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人因素等方面做了分析研究，旨在揭露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律，从而为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提供科学的依据。由于个人水平有限，论述的面不够全，以后的研究还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大方面进行研究、探索未成年人犯罪的诱因，研究未成年人犯罪规律，为综合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提供更科学、全面的依据。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

高 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


摘要：法律移植是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重点就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法律移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但对于“法治”的理解，古往今来中外历史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在众多的解释中，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的诠释突出了法治的精髓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亚氏认为，所谓的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在亚氏的上述定义中，“良法之治”是法治的基础。我国要实现法治的目标，前提是必须实现“良法之治”，换言之即实现法制的现代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任务，除了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主动立法外，大力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是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
一、法律移植的必要性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现代化成分，为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法律移植。根据学者的论证，与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2）。受“公法文化”的影响，我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成为统治者手中推行礼教和驭民的工具，难以形成和提供市场经济及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现代法治观念。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提供有效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大规模地制定法律更能提高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美国比较法学家埃尔曼认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之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3）
2．从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社会要取得发展，必须对外开放以及吸纳不同的文化，诚如学者所言：“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此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4）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亦曾说过：“一国文化乃数千年来继承他国之宗教、文学、技艺及其他文物制度而成一复合现象者也。至于不与他国他民族之文化相接触，惟由其固有原素，而能达至高级之文化者，在今日实为罕有之事也。”（5）对中国来说，近现代历史上吃够了“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亏，因此，在发展的问题上，必须持开放的心态，将中国的发展放到国际大环境的背景中，充分吸收先进国家的一切有益的经验。
3．当代法治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在当代，全球日益被联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随着资本、商品、劳务等经济要素的跨国转移，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的矛盾日益增多。因为当今世界市场机制是统合世界的最重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它运行的基本规律和资源配置的原则都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有产生共同解决这些纠纷法律的可能。此外，全球性的生态、政治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些矛盾同样也需要共同的法律来解决。因此，缔结或加入国际公约、条约、尊重和遵守国际惯例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方式，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手段，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各国主要法律渊源之一，法律文化无国界将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这种法律国际化的潮流是“世界各国在基于本国现实社会条件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为适应国际交往合作需要而作出的自主理性的选择。”（6）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为更好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不能抗拒法治发展国际化的趋势。
4．法律移植自身具有的优势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首先，与来自实践中的立法相比，法律移植的试验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次，适时地移植相关的法律，有助于及时调整改革发展带来的新的社会关系，防止改革中法制的滞后。再次，法律移植能最大程度地参考国际惯例和各国普遍做法，避免了国际间不必要的个性差异而人为地增加交易成本。因为法律移植自身所具有的上述优势，决定了我们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大力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尤其是这些发达国家制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规律和时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那种把自己封闭起来，弃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积累的法制文明于不顾，一切从头做起，或故意另起炉灶以追求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做法，只能使我们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延缓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以至丧失法制现代化的机会。
二、法律移植的可能性
1．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它的可移植性。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和上层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的前提下，必须承认法律的相对独立性。法律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体现，这就使得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形式的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借鉴、对比、吸收可能。
2．从法制史的角度考察，存在大量法律移植成功的范例。在法制史上，法律移植并非什么非鲜的事物，据学者研究，法律移植远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汉谟拉比法典》以及《出埃及记》这些人类古老的典籍中似乎就已经出现。（7）此后，法律移植活动从未停止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出现了大规模移植罗马法的运动。《法国民法典》颁布后，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纷纷效仿《法国民法典》掀起了民法典化的潮流。直到现代，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仍在相互比较、借鉴中取长补短。（8）对中国来说，近代中国迫于外来压力，在作为晚清“新政”措施之一的“修订新律”中，亦对大陆法系制度进行了移植，结果就是《大清民律草案》的诞生。《大清民律草案》虽未及实施清王朝即被推翻，但《大清民律草案》作为中西法律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打破了几千年的中华法系旧传统，使民事法律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并成为主要的法律渊源。（9）
三、法律移植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必须有选择地移植。事实上，作为我国法律移植的主要对象的西方法律文化并非都是精华。从历史上看，西方社会曾经历过中世纪封建法与宗教法专制的暴虐，从现实来看，今天西方的实然法中仍然包含着许多被社会和时代所淘汰的因素。因此，在进行法律移植时，必须剔除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糟粕，有鉴别、有选择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10）
有选择地移植还要求在进行法律移植时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不结合国情而进行法律移植最终失败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不绝于书的。例如近代日本最初移植的是《法国民法典》，但《法国民法典》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根本不符合日本的实际，尚未施行便遭到包括政界和法学界在内的许多人士的反对。后日本吸取教训，为此专门设立了法典调查会，重新起草民法典转而移植德国民法而成功。（11）又如，土耳其于1922年照抄《法国民法典》，埃塞俄比亚1962年以《瑞士民法典》为蓝本制定的民法，他们的实验并未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12）一般而言，对于法律规范的移植来说，不涉及或较少涉及伦理的技术性规范比较容易移植并获得成功，相反的是，涉及人、婚姻、家庭等领域的伦理性法律规范较难移植，而且即使移植了在施行中也将阻力重重，较难获得成功。
2．在有选择地移植的同时，必须将其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同时移植，以及将其实施的具体方法等一并移植，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移植的法律也很难发挥效应。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过许多教训。例如，在引入西方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时，我们却没有像西方那样采取预扣制，而是采取了个人主动申报制，由于措施的不得力，使得该法在施行中效果大打折扣。（13）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全面移植要求移植法律的时候同时引入其背后深层次的法治精神与法治观念。事实上，法律制度是一种观念下的法律制度，属于法治的“硬件”系统，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移植的，但它们若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则必须同时植入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意识和观念，即法治的“软件”系统予以奠基和支撑。移植来的西方法真正地融入中国本土需要经过一个扎根中国社会文化土壤及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主要取决于法律观念的基础是否具备。“因为观念的不同，一种技术既可以‘物尽其用’，也可能‘形同虚设’。所以，历史上凡割裂两者，只要技术，全不顾观念落后者，没有不失败的。”（14）从历史上来看，只移植具体制度而没有移植与之相适应的精神而致使移植的法律难以成活的，这也是不乏实例可循的。托克维尔曾就墨西哥移植美国宪法论述道，“墨西哥人希望实行联邦制，于是把他们的邻居英裔美国人的联邦宪法作为蓝本，并几乎全部照抄过来。但是，他们只抄来了宪法的条文，而无法同时把给予宪法以生命的精神移植过来。因此，他们的双重政府的车轮便时停时转。各州的主权和联邦的主权时常超越宪法为它们规定的范围，所以双方总是冲突”。（15）
3．在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必须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改造。如前所述，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孤立的存在，它必有与其相配套的其他的法律制度及法律制度背后的法治的精神和观念。因此，在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同时，必须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改造，以期为移植来的法律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土壤，否则，将会使移植的法律失去应有的效用，甚至还会出现梁启超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所痛言的“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坏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呼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青盲，而以之灭国粹”（16）的那种“橘生淮南则成橘，生淮北则成枳”的悲剧后果。现实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破产制度已移植国内多年，但实践中却阻力重重，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是主要的因素。
在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中，除了对属“器物”层次的具体的制度改造外，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对作为法治主体的人的改造。川岛武宜认为，“法不能只靠国家来加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17）但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学者梁治平先生论述道，“中国固然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是有差距的。而且，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近于传统的。”（18）对于具有浓厚的传统意识的人来执行现代化的法律，现代化学者英格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9）
4．移植的法律必须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传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传入的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输入的儒家文化及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改造都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对法律移植来说，也同样如此，英国学者格伦顿等人认为，如果不经过“本土代”的过程，法律便不可能被移植，他们指出，“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20）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21）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22）其主要目的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法律才能使民众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消化和吸收，减少施行的阻力，正如学者所说的，“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能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失败。”（23）事实上，经历过“政策法”、“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的教训后，“法律万能主义”现在又被许多人所迷信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已成了一句时髦的话语与招牌。在强调“有总比没有好”、“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往往单纯地强调立法的超前与速度，盲目地迷信立法手段，在移植外来法律时割裂了传统与现实，使一些匆匆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实际领域，难于被民众所认同和接受，从而最后竟变成一纸空文。这种现象正应验了学者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论断。（24）
四、结束语
当代中国法制正处于转型时期，要求我们“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25）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要破除姓“社”、姓“资”的观念，须知道“没有资本主义文化遗产，我们就建不成社会主义。”（26）因此，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破除旧有的陈腐观念，大胆地吸纳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规律和时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经过同化、整合成为我国法律制度有机的组成部分，推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

注释：
（1）[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9页
（2）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117页
（3）[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三联1990年，第14页
（4）转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5）[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黄尊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
（6）转引自秦国荣：《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几个重大关系》，《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5月，第65页
（7）参见：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制现代化的时代挑战》，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第87页-100页
（8）参见：董茂云：《比较法律文化：法典法与判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0年
（9）参见，余能斌：《中国民法法典化之索源与前瞻》，载《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10）转引自，刘新：《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载《法学家》1997第5期，第25页
（11）参见，马作武：《传统与变革——从日本民法典的修订日本近代法文化冲突》，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2期
（12）转引，严斌彬、陈月秀：《关于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问题》，《济南大学学服》第2000年第1期，第36页
（13）转引，阮竞青：《论法律移植》，《复旦学报》1998年第3期，第99页
（14）梁治平：《法辩》，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4页
（1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6页
（16）转引自，田成有、陈令华：《法治现代化的启动与传统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第16页
（17）[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18）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19）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
（20）格林顿等：《比较法律传统》，高鸿钧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