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国 菲律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
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促进两国在刑事司法协助领域的有效合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协助范围
一、双方应当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在刑事犯罪的侦查、起诉及其他刑事诉讼程序中相互提供协助。
二、协助应当包括：
（一）送达文书；
（二）辩认或者查找人员；
（三）获取证据、物品或者文件；
（四）获取人员的证言或者陈述；
（五）执行搜查和扣押的请求；
（六）便利人员作证；
（七）暂时移交在押人员以便作证；
（八）获取司法或者官方记录的原件或者副本；
（九）追查、限制、追缴和没收犯罪活动收益和工具，包括限制处分或者冻结被指称与刑事事项有关的财产；
（十）提供和交换法律资料、文件和记录；
（十一）借出证物；
（十二）获取和提供鉴定结论；
（十三）进行司法勘验或者检查场所或者物品；
（十四）通报刑事诉讼结果和提供犯罪记录；
（十五）符合本条约宗旨且不违反被请求方法律的其他形式的协助。
三、本条约不适用于：
（一）对人员的引渡；
（二）执行请求方所作出的刑事判决、裁定或者决定，但被请求方法律和本条约许可的除外。
四、本条约仅适用于双方和相互提供协助的情形。本条约的规定，并不给予任何私人当事方以取得、隐藏或者排除任何证据或者妨碍执行请求的权利。
第二条 中央机关
一、为本条约的目的，双方各自指定的中央机关应当直接进行联系。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中央机关系指司法部。在菲律宾共和国方面，中央机关系指司法部。
三、任何一方如果变更其对中央机关的指定，应当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另一方。
第三条 拒绝或者推迟协助
一、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被请求方可以拒绝提供协助：
（一）请求涉及的行为根据被请求方法律不构成犯罪；
（二）被请求方认为请求系针对对政治犯罪提出；
（三）请求涉及的犯罪纯属军事犯罪；
（四）被请求方有充分理由认为，请求的目的是基于某人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者政治见解而对该人进行侦查、起诉、处罚或者其他诉讼程序，或者该人的地位可能由于上述任何原因受到损害；
（五）被请求方正在对请求所涉及的同一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同一犯罪进行刑事诉讼，或者已经终止刑事诉讼，或者已经作出终审判决；
（六）被请求方认为，请求提供的协助与案件缺乏实质联系；
（七）被请求方认为，执行请求将损害本国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者其他重大公共利益，或者违背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
（八）协助请求涉及对某人的起诉，而假若有关的犯罪是在被请求方管辖区内实施的，该人会因时效期限届满或者任何其他原因而不能再被起诉；
（九）请求方不能遵守任何关于保密或者限制使用所提供材料的条件；
（十）提供所请求的协助会危害任何人的安全，或者对被请求方的资源造成过分的负担。
二、如果提供协助将会妨碍正在被请求方进行的侦查、起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被请求方可以推迟提供协助。
三、在拒绝或者推迟提供协助前，被请求方应当考虑是否可以在其认为必要的条件下准予协助。请求方如果接受附条件的协助，则应当遵守这些条件。
四、被请求方如果拒绝或者推迟协助，应当将拒绝或者推迟的理由通知请求方。
第四条 请求的形式和内容
一、请求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且由请求方中央机关签署或者盖章。在紧急情形下，被请求方可以接受其他形式的请求，请求方应当随后迅速以书面形式确认该请求。
二、请求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请求所涉及的侦查、起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的主管机关的名称；
（二）对于请求所涉及的案件的性质和事实以及所适用的法律规定的说明；
（三）对于请求提供的协助及其目的的说明，包括对于请求提供的协助与案件的相关性的说明；
（四）希望请求得以执行的期限。
三、在必要和可能的范围内，请求还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关于被取证人员的身份和居住地的资料；
（二）关于受达达人的身份和居住地、以及该人与诉讼的关系的资料；
（三）关于需查找或者辨别的人员的身份及下落的资料；
（四）关于需勘验或者检查的场所或者物品的说明；
（五）希望在执行请求时遵循的特别程序及其理由的说明；
（六）关于搜查的地点和查询、冻结、扣押的财物的说明；
（七）保密的需要及其理由的说明；
（八）关于被邀请前往请求方境内作证或者协助调查的人员有权得到的津贴和费用的说明；
（九）有助于执行请求的其他资料。
四、被请求方如果认为请求中包括的内容尚不足以使其处理该请求，可以要求提供补充资料。
五、根据本条提出的请求和辅助文件，应当附有被请求方文字的译文。然而应请求，上这请求和辅助文件也可以使用英文。
第五条 请求的执行
一、协助请求应当根据被请求方法律及时地予以执行，并且在被请求方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按照请求所述指示予以执行。
二、被请求方应当将执行请求的结果及时通知请求方。如果无法提供所请求的协助，被请求方应当将原因通知请求方。
第六条 保密和限制使用
一、如果请求方提出要求，被请求方应当对请求，包括其内容和辅助文件，以及按照请求所采取的行动予以保密。如果不违反保密要求将无法执行请求，被请求方应当将此情况通知请求方，请求方应当随即决定该请求是否仍然应当予以执行。
二、如果被请求方提出要求，请求方应当对被请求方提供的资料和证据予以保密，或者仅在被请求方指明的条件下使用。
三、未经被请求方事先的书面同意，请求方不得为了请求所述案件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使用根据本条约所获得的资料或者证据。
第七条 送达文书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并依请求，送达请求方递交的文书。但是对于要求某人作为被告人出庭的文书，被请求方不负有执行送达的义务。
二、被请求方在执行送达后，应当向请求方出具送达证明。送达证明应当包括送达日期、地点和送达途径或方式，并且应当由送达文书的机关签署或者盖章。如果无法执行送达，则应当通知请求方，并且说明原因。
第八条 调取证据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并依请求，调取证据并移交给请求方。
二、如果请求涉及移交文件或者记录，被请求方可以移交经证明的副本或者影印件。在请求方明确要求移交原件的情况下，被请求方应当尽可能满足此项要求。
三、在不违背被请求方法律的前提下，根据本条移交给请求方的文件和其他资料，应当按照请求方要求的形式予以证明，以便使其可以依请求方法律得以接受。
四、在不违背本国法律的前提下，被请求方应当同意请求中指明的人员在执行请求时到场，并应当允许这些人员通过被请求方司法人员向被调取证据的人员提问。为此目的，被请求方应当及时将执行请求的时间和地点通知请求方。
第九条 拒绝作证
一、根据本条约被要求作证的人员，如果被请求方法律允许该人在被请求方提起的诉讼中的类似情形下不作证，可以拒绝作证。
二、如果根据本条约被要求作证的人员，主张依请求方法律有拒绝作证的权利或者特权，被请求方应当要求请求方提供产生该项权利或者特权的法律依据的证明书。请求方的证明书应当被视为关于该项权利或者特权的充分证据，除非有明确的相反证据。
第十条 安排有关人员作证或者协助调查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方的请求，邀请有关人员前往请求方境内适当机构作证或者协助调查。请求方应当说明拟向该人支付的津贴和费用的范围。被请求方应当将该人的答复迅速通知请求方。
二、邀请有关人员在请求方境内出庭的文书送达请求，应当在不迟于预定的出庭日六十天前递交给被请求方。但被请求方在紧急情形下已同意在较短期限内转交的除外。
第十一条 移送在押人员以便作证或者协助调查
一、经请求方请求，被请求方可以将在其境内的在押人员临时移送至请求方境内以便出庭作证或者协助调查，条件是该人同意，而且双方已经就移送条件事先达成书面协议。
二、如果依被请求方法律该被移送人应当予以羁押，请求方应当羁押该人。
三、作证或者协助调查完毕后，请求方应当立即将该被移送人送回被请求方。
四、为本条的目的，该被移送人在请求方被羁押的期间，应当折抵在被请求方判处的刑期。
第十二条 证人和鉴定人的保护
一、请求方对于到达其境内的证人或者鉴定人，不得由于该人在入境前的任何作为或者不作为而进行侦查、起诉、羁押、处罚或者采取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也不得要求该人在请求所未涉及的任何侦查、起诉或者其他诉讼程序中作证或者协助调查，除非事先取得被请求方和该人的同意。
二、如果上述人员在被正式通知无需继续停留后十五天内未离开请求方，或者离开后又自愿返回，则不再适用本条第一款。但是，该期限不应包括该人由于本人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未离开请求方领土的期间。
三、对于拒绝根据第十条或者第十一条作证或者协助调查的人员，不得由于此种拒绝而施加任何刑罚或者采取任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第十三条 搜查和扣押
一、被请求方应当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执行查询、冻结、搜查和扣押作为证据的财物的请求。
二、被请求方应当向请求方提供其所要求的有关执行上述请求的结果，包括查询或者搜查的结果，冻结或者扣押的地点和状况以及有关财物随后被监管的情况。
三、如果请求方同意被请求方就移交所提出的条件，被请求方可以将被扣押财物移交给请求方。
第十四条 向被请求方归还文件、记录和证据物品
请求方应当根据被请求方的要求，或者当请求方不再需要根据本条约向其提供的文件或者记录的原件和证据物品时，尽快将上述原件和物品归还被请求方。
第十五条 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的没收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努力确定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是否位于其境内，并且应当将调查结果通知请求方。在提出这种请求时，请求方应当将其认为上述财物可能位于被请求方境内的理由通知被请求方。
二、如果根据本条第一款，涉嫌的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已被找到，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按照本国法律采取措施冻结、扣押和没收这些财物。
三、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及双方商定的条件下，被请求方可以根据请求方的请求，将上述的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的全部或者部分或者出售有关资产的所得移交给请求方。
第十六条 通报刑事诉讼结果
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向被请求方通报请求方先前根据本条约提出的请求所涉及的刑事诉讼的结果。
第十七条 犯罪记录
如果在被请求方境内存在关于在请求方境内受到侦查或者起诉的人先前的犯罪记录和被判刑的情况，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向请求方提供。
第十八条 交流法律资料
双方应当根据请求，相互交流各自国家与履行本条约有关的法律和司法实践。
第十九条 文件的证明和认证
为本条约的目的，根据本条约转递的任何文件，不应要求任何形式的证明或者认证，但是本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条 费用
一、被请求方应当负担执行请求所产生的费用，但是请求方应当负担下列费用：
（一）有关人员按照第八条第四款的规定，前往、停留和离开被请求方的必要而合理的费用；
（二）有关人员按照第十条或者第十一条的规定，前往、停留和离开请求方的必要而合理的费用和津贴，这些费用和津贴应当根据发生地的标准和规定支付；
（三）鉴定人必要而合理的费用和报酬；
（四）笔译和口译的费用和报酬。
二、请求方应当根据要求，预付由其负担的上述津贴、费用和报酬。
三、如果执行请求明显地需要超常性质的费用，双方应当相互协商决定可以执行请求的条件。
第二十一条 外交或者领事官员送达文书和调取证据
一方可以通过其派驻在另一方的外交或者领事官员向在该另一方境内的本国国民送达文书和调取证据，但是不是违反该另一方法律，并且不得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第二十二条 其他合作基础
本条约不妨碍任何一方根据其他可适用的国际协议或者本国法律向另一方提供协助。双方也可以根据任何其他可适用的安排、协议或者惯例提供协助。
第二十三条 协商
双方应当根据另一方的请求，就本条约的一般性或涉及个案的解释、适用或者执行通过各自的中央机关或者外交途径及时进行协商。
第二十四条 生效、修正和终止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马尼拉互换。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后第三十天生效。
二、本条约可以经双方书面协议随时予以修正。
三、任何一方可以随时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通知终止本条约。终止自该通知发出之日后第一百八十天生效。
四、本条约适用于其生效后提出的请求，即使有关作为或者不作为发生于本条约生效前。
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适当授权，签署本条约，以昭信守。
二０００年十月十六日订于北京，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英文制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菲律宾共和国代表
高 昌 礼 阿尔泰米欧·图奎罗
（签字） （签字）
证券犯罪的经济分析法学分析
随便向搜索网站输入词条“证券犯罪”，你将立刻发现有与之相关的新闻2800余个，而输入“ ”的搜索结果也不过只有128条，二者虽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却无法掩饰社会公众对证券业中犯罪现象的高度关注。笔者阅读了对证券犯罪的大量文章，发现对证券犯罪原因、动机等分析仍不够深刻或是对根本性的实质问题始终是蜻蜓点水式的一点而过，始终没有集中力量对问题的根源进行足够深刻的判析。经济分析法学是美国20世纪中期新兴的以哈里·科斯为代表的法学流派，它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法学问题，着重研究的就是政府如何利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本文正是试图使用这一法学思想对我国证券犯罪的动机和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粗浅的对策，以供商榷。
犯罪动机??证券犯罪的内在原因
依照经济分析法学理论，对于罪犯而言，之所以实施了某犯罪行为，一个非常简章的经济模式就是：犯罪的预期利润超过了预期成本。根据科斯第二定理：当考虑交易成本时，只有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力调整才可能发生。简单地说，就是罪犯综合考虑后觉得即使犯了罪也“值”。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饥肠碌碌的饿汉经过卖包子的小摊儿，如果他深知抢一只包子吃只会被摊主打两个耳光或骂娘，他会选择实施抢包子行为；如果摊主会把他关押起来五天不给吃，他就宁愿选择放弃抢包子而到河边喝免费的河水了。其实证券犯罪的根本性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中国证券市场证券犯罪如此猖獗的内在原因也正在于此。
这里需要细分两个概念：“预期利润”，既包括以潜在的经济利益表现出来的有形资产，也包括以满足犯罪激情心理为表现的无形资产。客观地讲，证券市场是个逐利场所，是一个合法化了的唯利是图的场所，除了极少数企业老总因分配不公泄私愤而成为后一种犯罪外，证券犯罪行为基本上都表现为第一种情况。“预期成本”则是实施该犯罪行为所准备的物质和风险成本，还包括一旦东窗事发有可能丢失的机会成本（如终身不得从业、信誉扫地等）和受法律惩罚的预期成本（如罚款、坐牢）。罪犯在实施证券犯罪行为之前，还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惩罚概率”，即犯罪行为受到法律处罚的几率。如新疆众和一案中，王桂生收受贿赂三万元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一案（虽然本人对这类有贡献的人在企业经营激励机制差的情况下收受如此小的数目也要判刑表示保留意见），由于我们不得而知的一些原因，王不但没有坐牢，反而被集团委以重任，周围的人对他被判刑一事竟不知道。这就是说在中国现今的司法中，罪犯（更准确地说是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有足够的手法和把握可以使“惩罚概率”降到几近于零。
犯罪的动因??证券犯罪的外部条件
一、 司法不公是万恶之源。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中国股市当前最需要做的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股市另一个特点是，立法和司法部门力量弱，行政机关参与过多”，简洁精要，一语中的。但本人还认为，中国股市当前最需要做的还不是教授所说的，因为完善治理结构、理顺股权关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我们最需要做的恰恰是后者，即改变司法不公和腐败，因为司法不公与腐败才是证券犯罪如此有恃无恐的罪恶真凶，某种意义上讲，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制造”了证券犯罪。冷静地把我国对证券犯罪的制裁性规定同美国、日本、香港等地相比，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原来我们的处罚措施从文字上看比他们的严厉得多，我们对证券犯罪最高可判刑10年，罚款最高达“非法所得的5倍”，而在美国最高只有5年和有限的罚金。为什么在高压的法律下反而没有君子呢？其中当然有不讲诚信犯罪光荣的道德伦丧，但最主要的还是包括司法处罚在内的犯罪成本仍然远远小于犯罪的预期利润，更何况司法在证券领域里没有发言权，不能独立司法而只能是“司法介入”？！证券活动中司法不公原因有四：各级政府（包括国家）对国字号上市公司的保护心理作崇；上市公司一般都是地方的龙头企业，规模比较大影响也大，处罚所必然带来的失业等社会问题让政府屈服，惹不起；上市公司有钱，大量圈来的钱闲置着，钱能“买通路”以及司法自身存在的致命的缺点??司法腐败。其中司法腐败是万恶之源，司法的不公与腐败使证券市场中所有的防线和关口都变成纸老虎，当对罪恶现象进行惩治的最后一条防线??司法也只是形同虚设之时，社会又能将会怎样，社会的主体又将能怎样？！所以，当央视“今日说法??两会特别报道”节目中有人在回答“为什么‘司法公正’成为代表们提案最多的话题”时，答案竟是“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为我们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顿时哑然。难道“公正”司法也是“更高”要求吗？难道朱总理为某财经类高校题的校训仅是“不做假帐”还不足以警醒世人吗？其实不必绕弯儿，老百姓都明白：因为司法不公正而被关注，因为太不公太腐败而被广泛关注。
二、 股权结构不合理是证券市场混乱的重大原因。合理的产权法律保护有其创造有效使用资源的诱因功能。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决定了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从一开始就不合理（如国有股一股独大遏制企业自主，法人股虚设扼杀了企业负责人的积极性等），这当然也不利于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国家人为地把股票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而以国家股独大的非流通股当初设立的目的无外乎是要保持“国有”性质的国家控股，确保证券市场这个洋玩意姓“社”，保留国家在这个市场中重大权利。国有股的一股独大和法人股的不可流通性造成了各种的事实上的不公平，而正是这种不公平促成了这个对利益十分敏感的市场出现了大量的证券犯罪。一股独大使国家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国家权力执行者、第一大股东、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评判人。就等于在足球场上，她是主办人（规则制定者），是裁判（规则执行者），是球员（市场参与者），同时还是全场唯一的守门员（司法者）。这场比赛在没开始就已严重挫伤了包括法人股持有者、机构投资者、众散户在内的所有投资者的积极性。证券市场是个高智商者群集的地方，于是各方主体各显神通：法人股因不能变现流通而成为皇帝的新装使持有人的工作积极性大为挫伤，为了利益，为了圈钱，老总们把从官场上学到的“权力寻租”活学活用到证券内幕交易中来，以内部信息为“权力诱饵”进行权力设租，与机构或大庄联手操纵股价。玩亏了算我国企做的庄（亏的不是自己的钱），玩砸了查出来也只能算是“单位犯罪”（罚的是国家或股民的钱），玩成了天知地知，查不出来就个人从中渔利，其中不排除有人把玩到的钱再向官员们送送搞“长线投资”，到时混个一官半职，只须与“烂摊子”挥一挥手说再见，何乐而不玩呢。在这个大蛋糕中，没得到份儿的主子们当然不甘寂寞，于是随波逐流，恶炒小盘股，创百元神话，害得散户立刻变成不争气的红眼赌徒。那些先天不足全靠包装的上市公司（以郑州百文为最）于是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经营者为了政绩要造假，公司成了“空壳”美其名曰“壳资源”，连国企改革的特大典型邯郸钢铁也表现平平，“投资”便成了梦里才有的胡话，只有投机才成为这场游戏的唯一理由，于是中介机构、地方政府等非股权持有者也都参与到当中来和稀泥，通过各自的奇技淫巧和行政权力，从中分得“应有”的份额。国家也许是考虑到对上市公司处理的预期成本过高（包括民事经济赔偿、金融风险、下岗失业等），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态度暧昧反而更助长了证券犯罪分子的嚣张。当投资已成为美丽的谎言，当大家都认识到这是一个由泡?i堆积起来的“大厦”，又凭什么要求市场各方主体不选择投机呢？所以增发盛行、股价恶炒、随意变更募集资金投向、不分红不送配等一系列投机主义的行为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儿。
三、 监管不力是证券犯罪得以存身的温床。目前我国对证券犯罪行为行使监管权的机构仅为中国证监会，权力机关、社会力量、股东等方面的监督都没发挥作用也无法发挥作用。造成监管不力的原因有三：国家是监管过程中的利益第一重要相关人；证监会脑袋不长在自己脖子上，不能独立行使监督权；证监会自身对上市公司的生杀权、管理权（包括规则还负责实施）、监督权三权合一，造成自己也成了犯罪中的一个潜在的或最大的主体。且不论那些如天龙集团、天鸿宝业、麦科特等包装后以绩优股形象上市次年即宣告亏损的公司是如何在证监会的亲自审批中过关的，也不谈银广夏、东方电子等一大批造假行为是否应当追究证监会的渎职罪，仅就“612减持”给中国股市蒸发掉了1600亿，更大的后遗症是广大股民失去对国家的信任，国家落得个“与民争利”的骂名，客观上也给几欲启动的内需消费市场一记惨重的打击，如此昂贵的学费和如此恶劣的社会影响难道竟真没有一个说法？再也不能不考虑监管的制度改革、机制改革和体制改革的问题了，对监管者的监管和对监管权的分立与制衡已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对策思考
基于以上的证券犯罪动机和动因的分析，认清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出主要矛盾，对症下药，我们认为当前着重应当采取这样几个关键措施：
一、 理顺股权关系，改革监管体制。德怀特·珀金斯教授讲“当前最需要做的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此话有一定的道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重要一点说是理顺股权关系，明晰产权。财产的法律保护有其创造有效使用资源的诱因的功能。我再次强调这样一句话，一是要指出合理的股权（产权）界定的重要性，二是要强调政府须端正对资本市场的认识和态度，切实把“有效使用资源”作为证券市场发展的终极目的而不是圈钱、输血、化解金融风险的通道。必须本着“三公”原则，彻底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局面，国家除了对少数重要命脉性的企业有控股的必要外，其余地方一律全身退出，否则股市永远没有“三公”可言，正如柯象中先生在《最深层次的迷失??评中国股市的失信问题》一文中所讲到的，“只要不割断国有控股（和必然伴随着的行政干预）这个反信用脐带，其它一切机制和做法都是扬汤止沸，无济于事”。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必须作为与证券市场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纯管理机构形象出面，监督权交给人大等有权机构，社会公众与股东参加监管，司法独立，实现权力分立相互制衡。必须实现全流通以求公平，解决一股独大以求公正，规则的立改废必须公开，人大应有权废止如612减持办法等恶法劣规。
二、 加快法制建设，严格公正司法。法治建设要求“有法可依”，因而必须加快立法。《证券法》的出台是中国证券发展的重要成就，是里程碑，但必须客观地看到该法中的种种缺陷和局限性，诸如“证券”无定义、与刑法不衔接、禁止性规定多而疏导的办法少、只限制别人不限制自己的立法心态等等，即使加上《刑法》、《公司法》等相关规定，证券市场的行为都无法做到“有法”可依。这些都要通过加快立法来加以修正和完善。要探索建立“约因”制度，对无正当约因而随意变更募资投向、滥增发、乱配售等机会主义行为加以遏制，无不当约因所募资金可以依法追回并对责任主体予以处罚。对新募资项目可以重新发出要约，重新募资，从源头上打击和制止上市公司对股民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法治的中心环节就是依法办事，这主要是严格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司法。在证券市场中，各方主体（包括第一大股东）的心态与目的都很明确，用波斯纳的话讲就是“人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者”，因为在这个市场中的人（包括法人、机构和组织），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其目的都是追求“潜在的利润”。只有不带任何色彩地客观地认清这一点，我们才找到了问题的真正的具有本质特征的“症结”，我们才有可能开出“良药”，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面对证券市场实际的法律。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必须严格司法，切不能因为我们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造成“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使真诚守信的人只能眼巴巴失去市场，而造假腐化的人却可以赢得暴利。对典型的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案件，要舍得破它的产（千万别因为是国字号企业就偏袒或无原则保护），要舍得割直接责任人的头，杀一儆百，效果自见。
三、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强化市场投资的配套建设。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有两方面，一是对存量素质的提高，即对已上市的公司的资产优化重组，二是对增量入市的严格把关。监管与司法固然对维护股市秩序至关重要，但上市公司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中国股市走向投资还是投机。这在经济学上很容易理解，投资的价值体现在所投资的对象将为投资者带来的预期利润，而我们的上市公司普遍靠包装混上市的，先天不足决定其不具备投资的价值，所以也只能靠造假过日子，加之为数极少的“绩优”公司（如五粮液）也如铁公鸡，对投资者一毛不拔，在一片骂声中才在口袋角找出几文钱满脸淫笑地向股东们施舍，还有相当一批上市公司竟也能拿出10送0.2元（还含税）的送配方案来，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总体而言，证券犯罪猖獗是上市公司自身质量差，素质也差的必然结果。解决的方法只有逐步改善存量，严格把关增量，争取用5－8年的时间改变中国股市的“垃圾场”的现象。与此同时要加强市场投资的相关配套建设，提高监管者和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自身素质，加强投资者投资知识和风险教育，加强金融市场的规范与整顿，丰富金融投资品种，分散金融投资风险，真正本着“三个代表”的指导思想，各方努力，标本兼治，中国的证券市场一定能走出更为坚定平坦的路。
（王加国）
邮箱：homcountry@hotmail.com
参考书目与文献：
《西方法律思想史》 刘全德主编
《规范国有企业治理结构》 西南证券课题组
《最深层次的迷失??评中国股市的失信问题》 柯象中
《中国大陆证券市场中的经济犯罪问题》 王大中 王洪沙 李纯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