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办法
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政府
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办法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１日 市人民政府第３号令颁发）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正确处理房屋拆迁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的顺利进行，根据《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本市规划区范围内的房屋拆迁纠纷案件裁决，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房屋拆迁纠纷裁决机关是市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裁决机关）。房屋拆迁纠纷裁决的具体事务由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办理。
被拆迁人是拆迁主管部门的，房屋拆迁纠纷由市人民政府裁决。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房屋拆迁纠纷，是指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房屋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经协商达不成协议而发生的纠纷。
第五条 裁决机关审理房屋拆迁纠纷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障当事人平等地行使权利。
第六条 裁决机关审理房屋拆迁纠纷案件，遵循公正、及时和便民原则，实行一次裁决制度。
第二章 程序
第七条 向裁决机关申请裁决，应当递交申请书，并按照被申请人数提交副本。
申请书应当记明以下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等；
（二）申请的要求和所根据的事实和理由；
（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的姓名和住址。
第八条 申请人为拆迁人的，应当提供以下证据与资料：
（一）国家规定的有关拆迁批准文件；
（二）拆迁计划、安置方案、房屋产权审查证明等；
（三）被拆迁人原房结构、面积、平面示意图及补偿、安置情况；
（四）裁决机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有关证据与资料。
申请人为被拆迁人的，应当提供以下证据与资料：
（一）房屋产权证件或者租赁、借用凭证；
（二）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
（三）裁决机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有关证据与资料。
第九条 裁决机关收到申请书和有关证据与资料后，经审查，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在三日内立案；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在三日内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书面说明理由。
裁决机关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并指定日期通知被申请人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与资料。被申请人提出答辩书的，裁决机关应当在收到之日起两日内将答辩书副本发送申请人。被申请人不如期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与资料的，不影响案件的裁决。
裁决机关询问申请人，经两次通知不到的，视为撤回申请。
第十条 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参加裁决活动。委托他人代理的，必须向裁决机关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第十一条 裁决机关可以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和原始凭证，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材料，协助调查，需要时应出具证明；作伪证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十二条 裁决机关进行现场勘查，应当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到场，必要时可邀请有关单位派人协助；现场勘查应当制作勘查记录，并由参加勘查、鉴定的人员签字盖章。
裁决机关对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裁决机关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
第十三条 裁决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应当先行调解。
裁决机关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当事人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纠纷的主要事实，协议内容和费用承担。调解书由当事人签字，加盖裁决机关印章。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必须自觉履行。
第十四条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或双方反悔的，裁决机关应当即时作出裁决。
第十五条 裁决书应当写明以下事项：
（一）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名称、住所及其代理人或者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二）裁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三）裁决结果及费用承担；
（四）不服裁决的起诉期限。
第十六条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期间如拆迁人已给被拆迁人作了安置的，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第三章 强制拆迁
第十七条 在裁决作出的拆迁期限内，被拆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拆迁的，裁决机关可作出责令限期拆迁的决定；逾期拆迁的，属市政建设项目，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或确认后，裁决机关可以强制拆迁。
采取强制拆迁措施，必须制作书面决定书，强制拆迁决定书送达被拆迁人时生效。
第十八条 执行强制拆迁时，应当通知被拆迁人到场。被拆迁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其本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到场；被拆迁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强制拆迁的执行。
拆除房屋的费用，由被拆迁人承担。
第十九条 执行强制拆迁人员应当向被拆迁人出示执行公务证件。
被搬迁的财物由执行人员当面交给被拆迁人；因被拆迁人拒绝接收而造成的损失，由被拆迁人自己承担。
第二十条 执行强制拆迁时，被拆迁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应当到场协助；裁决机关还可邀请当地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和被拆迁人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协助和见证。
第二十一条 强制拆迁完毕，执行人员应当将拆除过程制作笔录，由执行人、被执行人和在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被执行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执行人员应当在笔录上注明拒签原因。
第二十二条 妨害执行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执行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福建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四条 对裁决机关责令限期搬迁的决定逾期不搬迁的非市政建设项目，由裁决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第二十五条 裁决机关在受理裁决申请时，发现拆迁人违反《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规定，被拆迁人违反《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申请裁决应当交纳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
案件受理费由申请人预交，按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标准执行。
案件处理费（包括鉴定费、勘验费、测试费、差旅费和证人的误工补贴费等）按实际开支预收。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费用由当事人双方协商分担。
经裁决处理终结的案件，费用由败诉人承担；当事人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按比例分担。
第二十七条 送达裁决书或强制拆迁决定书必须有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并签名或者盖章。
送达裁决书或强制拆迁决定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时交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人签收；受送达人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
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裁决书或强制拆迁决定书的，由送达人（二人以上）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把裁决书或强制拆迁决定书留置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
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二十八条 对华侨、港澳台同胞以及其他居住在本市以外的被拆迁人，没有委托代理人的，裁决机关在执行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规定时，涉及期限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确定期限。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建立预防腐败备案机制的设想
王俊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突飞猛进地发展，经济活动的增加和资金流动频繁催生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而民众对现存腐败现象的了解多是不全面甚至是过于悲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影响了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如何更加有效地打击腐败，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引导民众建设新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从世界各国反腐败的成功经验来看，注重预防是国际社会治理腐败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只有更加有效地预防腐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发生，这既是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提高反腐倡廉工作水平，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有效预防腐败的能力。笔者认为，提高预防腐败的能力，首先要做的就是正确、理性地对当前我国存在的腐败现象做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价，从腐败的产生源头、表现形式、造成的影响、以及在当前经济建设各行各业渗透的深度、广度作出一个定性、定量的分析，这样不仅有助于给反腐败斗争提供真实、有力的现实依据，而且更有助于给民众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从而有力地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有序发展。
一、搞清目前腐败的存在形式
如何正确地对目前存在的腐败现象做出正确而客观的评价，从而保证我们能够真正地从爆发腐败的源头上防治腐败，从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行制度上防治腐败，促进我们反腐败工作的顺利开展，首先要了解的就是容易滋生腐败的相关机制。
在当前的社会中，腐败的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同样也充斥在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由制度引起的腐败更是五花八门。仅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公布的调查结果来看，目前容易发生腐败问题的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例：
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 导致腐败的原因 相关对策
选 择 性 执 行 任 务 没 有 落 实 执 行 的 法 例 及 不 清 晰 的 政 策 检 讨 法 例 并 制 订 实 际 可 行 的 政 策
滥 用 职 权 监 管 不 足 及 指 示 不 清 执 行 监 督 人 员 问 责 制 度 及 订 下 清 晰 的 指 示 及 权 责
行 政 延 误 繁 复 及 不 必 要 的 程 序 简 化 程 序 ， 订 立 服 务 标 准 及 监 察 进 度
机 密 资 料 外 泄 缺 乏 足 够 管 制 措 施 制 定 适 当 的 机 密 资 料 保 安 措 施
公 众 对 其 权 利 及 义 务 认 识 不 足 政 策 及 工 作 程 序 缺 乏 宣 传 提 高 政 策 工 作 程 序 的 透 明 度
通过以上的分类我们不难看出，导致腐败的原因无非就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及行政政策规定不清，给腐败者提供了规避的机会；二是监管机制不健全或监管不利，缺乏有力的制衡和打击力度；三是繁杂的行政程序及不必要的中转环节，给了腐败者滋生繁衍的有机土壤,也就是说行政手续的线延伸得越长，越容易产生腐败；四是由于对有关政策的宣传缺乏力度，再加上工作缺乏透明度，使民众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产生“有暗箱操作”的怀疑，导致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在刚才列出的项目中，涉及到了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方方面面，因此，国家有必要在一定的经济建设时期内对涉及行政、事业等行业的岗位分门别类地进行摸排，根据该岗位的性质、职能、业务范围、对象人群并结合以往出现的腐败行为个案及腐败发生频率，对各行政、事业等行业的岗位进行腐败指数（相对发生腐败行为的几率）进行评估。然后，国家根据评估的结果，在立法及行政手段上加以调控或制衡（如在基础建设时期，交通建设类的岗位腐败指数较高，尤属交通厅长。有四川、河南等几省市数任交通厅长腐败案为例）。对于经过全面调查后，综合评价认为容易滋生腐败即腐败指数较高的岗位，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对于无必要的行政价值的岗位及环节，可以进行取消；对于权力过于集中的职位，国家可通过行政干预或立法来加以制衡。
二、对腐败现象存在的深度、广度做出正确的评估
腐败犯罪是无形的，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和查处的难度也是最大的，而每件腐败案件的涉案金额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社会影响也往往是巨大的。因此，这就要求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对其存在的深度、广度、以及对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民众心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做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使民众对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从而增强反腐败的信心，安心地从事经济建设，同时，国家根据评估结果建立有针对性的长效预防机制。这样，国家就可相对地对腐败行为有一个总体的掌控，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预防和控制腐败现象的蔓延，而不再象以前花费了高昂的办案成本却仍总是处于一个尴尬的被动局面。
三、对因腐败所造成的经济及其他方面的损失作出综合评估
腐败的“标的”是经济利益，腐败者因腐败行为获得了非法的经济利益，与之相对应的，国家就因腐败者的腐败行为造成了经济利益方面的损失。相比之下，国家失去的却不只经济利益本身，因腐败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一定范围内会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法制建设、国防建设以及国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上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又因腐败者或多或少在职时担任一定的公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大大地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指数，从而影响政府的行政行为，阻碍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对因腐败所造成的国家利益方面的损失做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估，以作为国家制定宏观政治、经济政策的参考指数，同时也作为制定防腐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四、理性深层次地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建立普遍性的防腐备案机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纪委报告，在分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指出：“由于诱发腐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制约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一些因素还存在，今后一个时期腐败现象仍有可能易发多发，反腐败任务还艰巨繁重。”这两个“一些”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由此，我们不防换个角度来考虑，既然导致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我们不防引入“无赖原则”，按照“无赖原则”设计、制订并逐步完善防腐制度。
在我们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往往设定一个前提：即领导干部的职务越高，就想当然地认为其觉悟越高、素质也越高，在普通民众的潜意识中更是变相地把领导干部“圣人化”了。在这个前提下设计、制订的制度，从经济上不考虑领导干部的利益，而从政治上则把领导干部游离于监控对象之外，于是难免产生“工作并腐败着”的领导干部。正如胡长清所说的“当官当到一定级别，就如同羊进了牛栏，牛栏的缝隙很难防住羊的进出”。
“无赖原则”是英国学者大卫•休谟提出的法制建设原则，其中心思想是：在设计、制订法律和规章制度时，应假设人人都是无赖，除了私利没有其他目的。列宁也曾经说过：“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优秀精神品质上，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笔者主张的“无赖原则”，并非对领导干部不信任，而是制度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此我们从制度上应遵循“无赖原则”，在以上三个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建立普遍性的防腐备案机制，对腐败指数较高的职位和人员建立特别腐败备案体系，并加大监督力度，完善预防腐败机制的相关内容。
对腐败的监督制约机制是个系统工程，反腐斗争也不是松一时紧一时，或有了案件加紧反、没有案件整日闲，而应逐步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和“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形成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真正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五、结合国情，不断更新防腐举措，建立切合实际的防腐长效机制
毋庸质疑，腐败现象在现在的国际社会中都是存在的，同时也是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头号”毒瘤。针对腐败现象，各国根据本国不同的情况制定出了切合本国实际的反腐措施。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面对不断变化的腐败形式，我们应如何不断更新反腐举措，来完善我们的反腐长效机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国在2003年12月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经过不到两年的积极准备，于2005年10月28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通过后，对我国在国际间展开合作并遣返有关腐败犯罪人员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可以预期，公约将会促进国内相关反腐败的预防、监督机制进一步健全。然而，据笔者的了解，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有明确的条款规定：凡与国家公职人员手中权力有关并由此带来个人法定利益以外的，均属腐败。也就是说，不管这种官员个人利益是有形还是隐形、是即期还是预期，只要这种个人利益的取得与公权有关，且是非法定的，都是公约所规定的腐败行为。而相比之下，在我国对官员腐败行为的界定，虽然在法律上有受贿等罪名，但却远没有上述公约所具备的完备，那么有明确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例如，假如按照公约中对腐败的界定，我国现有官场的“三公”费用，还尚只停留于行政机关的自我规定阶段，且伸缩性还相当大。而这，不仅给反腐败中的罪与非罪认定造成困难，而且即使对有些虽然没有构成犯罪，但仍属腐败的官员行为，也应该设立对应的制度加以预防和监督。所有这些都是新形势下反腐败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式、新情况，国家立法也必须不断更新，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