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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滥用合同法六十二条第三项争夺法院管辖权的现象应引起重视

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 杨加放律师

众所周知，在我国，合同诉讼的管辖是一种特殊地域管辖，除了贯彻一般地域管辖原则外，合同履行地是一项重要的管辖原则。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六十二条第三项中对履行地做了如下规定：

第六十二条 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

于是，湖南有家法院大胆运用这个原则，石破天惊地创造了一起争夺管辖权的案例。
话说甲公司拖欠乙公司的货款，双方住所地以及合同履行地均在深圳，如果以诉讼方式解决则深圳地方法院必为一审法院。乙公司为了达到改变管辖法院的目的，将此债权转让给了一个湖南人，由该湖南人在湖南起诉甲公司。湖南某法院大胆受理了此案，它在驳回甲公司的管辖权异议时这样写道：
乙公司将其在被告处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了原告，并通知了被告，据此，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依通知内容给付价款，因各方之间未曾书面约定给付该笔价款的履行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可确定本案合同履行地为接受货币的一方即原告住所地，故本院对该案有管辖权。

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追债案件都可以在债权人所希望的地方起诉了，只要债权人与别人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即可。 这简直是对“原告就被告”原则的彻底颠覆！

笔者认为，《合同法》只能规范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如果当事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是不能适用合同法的规定的。在本案中，那个受让了债权的湖南人，与原债务人甲公司之间根本就没有合同关系，他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合同而产生，所以该债务的履行地不能以合同法第六十二条来确定，从而管辖法院也只能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一般地域管辖原则，即“原告就被告”的原则来确定。

值得一提的是，债权人在转让自己权利的时候，应依法向债务人发出通知，在通知当中，债权人是否有权指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地点，这个指令的地点又是不是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合同履行地”，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如果说债权人所指令的履行义务的地点就是合同履行地，那就等于债权人有权随意改变合同履行地了，这对债务人显然是不公平的。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后来的最高院关于适用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中，都未对该问题做出明确解释，这也就难怪湖南这家法院会抓住这个法律空白，并“巧用”合同法六十二条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裁定了。

希望此文能够引起法学界人士的重视，对债权转让所引发的管辖权争议早日做出合情合理的定论！

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 杨加放律师

浅谈刑事附带民事和解及精神损害赔偿

王长君


　　近年来，由刑事案件引发的附带民事诉讼呈逐年上升之势，并呈现出多发性，不但加重了刑事审判的工作量，影响了刑事审判效率，同时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难，也带来一定的负面社会效果。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对刑事审判工作的改革创新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是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刑事民事调解应当遵循的原则及调解的方法和建议。
　　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的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已成为众专家和学者关注的焦点。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并行不悖的责任，而现行司法解释中不允许刑事案件受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以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为前提，对精神损害中的“精神”进行了界定，分析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现状，并提出了解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初步设想。

一、 当前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调解的认识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纯民事诉讼区别很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虽然也强调当事人平等，但实际上很难做到，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因素：
　　1、被告人的调解意志受刑事处罚或量刑影响，同时被告人因犯罪而受到的道义谴责无法使他们拥有真正的调解自由。
　　2、法官的调解方向左右着当事人调解协议的达成，办案人在调解过程中，因方法简单、缺乏耐心，法律上的利弊关系释明的不够，使当事人难以达成和解。
　　3、民事处理结果和服刑时所涉及的减刑与假释作用给被告人带来一定压力及不确定的因素。

（二）现行法律规定的局限性

　　1、现行法律只规定应当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状或内容通知被告，同时刑事部分审判的审限规定也无法让被告人实现民事诉讼权利，即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缺乏正当的诉讼程序。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程序不够规范，立法上对一些诉讼权利的保障问题规定的不够细化和明确。
　　3、附带民事调解牵扯时间与精力多，容易产生“重判轻调”的思想。在执行环节，被告人易产生牢已做过，不愿赔偿的消极思想，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及时维护。

（三）现实中难以实现当事人地位平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本质上与纯民事诉讼并无区别，根据民事调解的自愿原则，当事人同样可以以调解的方式不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但自愿原则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是很难实现的，被告人接受调解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而且这些代价也很难说是被告人心甘情愿付出的。在审判实践中，被告人超出法定赔偿数额的赔偿屡见不鲜。存在这些问题主要原因有：

　　1、失去自由的被告人获取信息相对于原告人处于明显的劣势，导致被告人难以正确的认识和估计自己的行为性质和法律后果。

　　2、被告人对刑事处罚的畏惧感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往往想通过调解减轻自己的刑事处罚，用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方式来换取较轻的刑罚。

　　3、法官往往将被告人接受调解作为被告人认罪态度好的一个表现，并常常暗示被告人如能接受调解将在量刑是予以轻判，反之就是如果被告人不接受调解将可能受到更重的刑事处罚，这种自觉和不自觉的影响，很难使被告人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地位平等，因此有些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乘人之危和漫天要价。

二、附带民事调解应遵循的原则

　　（一）自愿原则。由于法官具有刑事处罚和民事赔偿的双重裁量权，调解方案又大多是是法官提出的，必然会影响被告人的调解意志和调解自由，可能会导致调解的不自愿。因此要注意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尊重被告人的调解意愿，调解必须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
　　（二）合法原则。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在押被告人在获得诉讼信息方面给予特别关注，保证诉讼调解程序合法。
　　（三）赔偿款判前给付原则。把赔偿款在判决处理前到位作为量刑和实体处理的重要因素，对已经履行赔偿义务的，在被告人量刑时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对拒不赔偿原告人损失的，作为被告人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酌情从重处罚，并以此作为适用缓刑的重要依据。

三、附带民事案件调解方法及建议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达成协议，有利于促使被告人自愿认罪伏法，有利于被告人的改造。为使刑事附带民事调解有更明确的法律依据、更完善的调解方法，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立法，进一步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规定了刑事部分已经判决后再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应当按民事诉讼案件进行受理，此时的审判完全适用《民法通则》以及 《民事诉讼法》，这样就有可能出现实际操作和适用法律与直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一样的问题，这种现象不正常，应当平衡和完善。
　　（二）提高素质，进一步加强法官细致冷静的心理素质。调解工作复杂、细致，一次调解成功的可能性很小，需要反复多次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这对法官的耐心、恒心和热心是很大的考验。法官在调解过程中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应独立于纠纷之外，保持冷静，不讲人情、关系，不畏权势、金钱，不轻易表态。要考虑全局，重在协调，让说情者做当事人的工作，促成调解，服判息讼。
　　（三）讲究方法，进一步增强调解的语言技巧。调解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调解语言所具有的释疑性、策略性、疏导性，在对当事人之间的争执进行解疑的基础上，针对当事人的心理进行春风化雨、苦口婆心的劝导，运用一定的策略和方法，疏导、启发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这就要求法官必须提升语言技巧和语言能力。
　　（四）善于寻找双方均可接受的最佳调解点。通常情况下，调解给双方当事人都能带来好处，也就是双方互惠互利，因此主审法官要善于寻找能够最大限度满足双方利益和需要的最佳点进行调解，把握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底线，最大限度地促成调解。

四、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