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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抢夺罪存在之必要性

叶阳


我国刑法第267条对抢夺罪做了规定，其罪状描述较为简单。通说认为，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使用暴力，胁迫的方式，公然夺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一些学者认为这里的"公然夺取"从行为方式上来看，属于对物而非对人使用暴力。这样看来，抢夺罪由于其行为方式的特殊性而单独作出规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笔者认为，抢夺罪的存在不但模糊了与其密切相关的抢劫罪与盗窃罪之间的界限，而且人为的制造了刑法分则适用上的不必要的漏洞，极不利于实现刑法的根本目的即保护法益和人权。笔者认为，其实所谓的抢夺罪行为，完全可以依照其具体行为方式的不同，而分别归入抢劫和盗窃的范畴之中。
首先来看一个简单的案例；
乙经长期观察于某日上班时间入户行窃，却发现主人甲因故并未出门，乙未实施暴力胁迫，但甲却基于某种理由而未加阻拦，任由乙将财物搬走，此时乙的行为如何定性？
对于乙的行为，一种观点认为无罪，第二种认为构成抢夺罪，第三种认为构成盗窃罪。
显然乙的行为是不能将其归入抢劫与敲诈勒索，诈骗以及侵占等其他侵犯财产性的犯罪当中。其行为与上述犯罪的构成要件存在着实质的差异。那么假如认定为抢夺，那么抢夺的客观方面趁人不备公然夺取指的是行为人在被害人当场可以得知财物被抢的情况下实施抢夺行为，而被害人虽发觉但未来得及反抗。而在本案中，乙的行为却是在被害人发觉并来的及反抗但未反抗的情况下作出的。那么，依照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够定抢夺罪。同时，如果认为盗窃的概念等同于秘密窃取的话，那么盗窃罪也是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认为不构成犯罪。然而对乙的行为不加以处罚显然违背了刑法的正义性，造成了不应有的漏洞。那么如何才能在不违反罪刑法定的情况下对这个漏洞加以填补呢？
答案只能是通过解释。笔者以为,只有对盗窃进行合理的解释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我国通常认为盗窃只能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然而刑法264对盗窃罪的描述中并未对“秘密性”进行说明。这便给了我们合理解释的空间。这里的盗窃应该进行扩大解释，即认为盗窃不应局限于秘密窃取而指采用非暴力的和平手段，违反财物占有人的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他人占有的方式。人们对盗窃手段理解为秘密窃取，在过去的财产极其存在状态较为简单的年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在财产关系与财产存在状态也表现得十分复杂的时代，这样的理解已经不再具有社会适应性。因此，将其扩大解释为泛指和平非暴力的取财方式是完全合理的。这样的情况也不光出现在这里，例如关于容留卖淫罪，卖淫行为的主体一贯被认为是女性，然而并不妨碍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出同样包括男性卖淫的解释。可能有人会有疑议，既然可以对盗窃解释为什么不能对抢夺作出解释使得上述案例同样符合抢夺的犯罪构成呢？只要通过体系解释，结合在抢劫罪对公然夺取的涵义的理解，就可以发现，在抢劫中公然夺取和含义显然不包括被害人不愿意反抗的情形。因为假如被害人不愿意反抗而自愿交出财物，怎么会导致行为人使用暴力威胁而侵害被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呢？既然如此，抢夺中的公然夺取也不应包括被害人不愿意反抗的情形，因为其与抢劫的区别只在于暴力威胁而已，而对于公然夺取的理解应该是一致的。否则，必然造成断章取义，导致刑法整体的不协调。而通过比较解释，我们也可以发现，德日等国刑法中对盗窃的解释也早已突破了秘密窃取的范围，而是认为盗窃属于不依赖暴力，胁迫，违反占有者的意志，侵害占有者对财物的占有，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应该说，对盗窃做出上述扩大解释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认同第一种观点即认为无罪者，可能还基于这样一种理由：既然我国刑法并为明确做出上述解释，就应该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而认定该行为不构成犯罪。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之间的差别。在事实问题不清楚时，应当适用保护被告人利益的原则。而对于法律问题，在难以确定使适用的情形时，应该做的不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利益而认定为无罪，而是通过合理的法律解释来解决适用的问题。因为刑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法益和人权而非单纯的被告人的利益。当然，这样的解释不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否则会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而导致刑法侵害了人权。
既然将盗窃的概念扩大解释为泛指“和平取财”的方式，少了“秘密窃取”这一明显的差别，那么从客观行为方式上看，抢夺与盗窃之间的差别就变得模糊起来。这时，前文所提到的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对物的暴力”便似乎成为了抢夺和盗窃之间较为明显的界限。其实，在笔者看来，“对物的暴力”这一提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什么叫做“暴力”？对于刑法分者中关于暴力性质的一切犯罪，从行为方式上分析，其暴力无一例外的是针对被害人而非针对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暴力危及的是人身安全，之所以对暴力犯罪科处较重的刑罚也正是由于其对人身安全的侵害及威胁。对物的“暴力”并不在刑法意义上的暴力范畴之内。再者，对物的所谓“暴力”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的，例如在盗窃的过程中使用暴力的方式破门而入，那么能否认为盗窃也是属于一种对物暴力的犯罪呢？结论显然是否定的。而且，对物的“暴力”只是一种对行为方式的单纯描述，而不能用来划分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如果硬要拿它来作为与和平方式进行区分的标准，笔者以为，“对物暴力”的提法应该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认为暴力作用于物之上，通过物而对其占有的人产生作用（现实中的趁人不备抢夺的行为也大多如此）。这样的表述结果还是等于认同了抢夺也是一种对人的暴力犯罪，只不过施暴方式比较特殊而已，这显然与抢夺的构成要件不符。同时，在普通抢夺行为中，造成了被害人的身体伤害，完全是由于行为人的过失所导致，这样的暴力即使造成了严重后果也只能以想象竞合犯来处理。综上所述，“对物的暴力”的提法只宜用于通俗的区分抢劫与抢夺，而用以表述抢夺的客观行为方式则是不够严谨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其实抢夺的行为并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明显特征，其行为方式与盗窃在使用非暴力，违反财物占有者的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占有或者第三人占有这一表现形式范围内具有重合性，而在其他的构成要件上两罪则是完全一致的。这样，把抢夺罪与盗窃以一个罪名加以规定处罚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是否会违背罪刑想适应的原则呢？从我国刑法分则对盗窃罪和抢夺罪的法定刑的规定上来看，基本上也是相同的。这也说明了即使在立法者看来，抢夺也盗劫行为不论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上都具有相似性。因此，将其作为一罪处罚并不违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将谁归入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抢夺罪明显不能包括秘密窃取的手段，因此盗窃的外延要广于抢夺，故宜将抢夺并入盗窃而不是相反。
值得说明的是，有一些特殊的抢夺行为由于其行为方式的特殊性，我们不能由于行为表面的特征而简单的将其认定为和平而非暴力的普通抢夺行为。而是应该通过其外在行为方式找到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来确定其罪名。例如飞车抢夺，就属于这类的行为。飞车抢夺的行为方式通过字面就可以看出，在此不赘。笔者以为，飞车行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与普通抢夺无异都属于趁人不备公然夺取，但由于其“飞车”行为方式的本身危险性而导致在实践中经常致使被害人受到人身伤害（例如驾驶摩托车于高速行驶过程中夺取他人财物）。如果将其认定为抢夺，就表明伤害后果是过失造成的，如果伤害后果是故意造成的，则应认定为抢劫。对于造成危害结果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如何认定？有一种观点认为属于过失，理由在于伤害结果的发生并非是行为人故意追求的结果，行为人的目的只是通过趁人不备夺取而不是通过暴力斜坡来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因而不具有故意性。笔者以为这样简单的看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对于主观态度的认定应该同时考虑两个因素，即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从认识因素来看，对于飞车抢夺的极其容易对被害人造成伤害的危害结果，行为人应该是有所认识的，至少是认识到危害可能发生。从意志因素上来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的确不能一概认为持希望发生的心理，但认为持放任的态度显然没有任何问题。这样，我们便有理由认为行为人预见到了危害结果可能发生而且是持放任的态度。故应至少认定为间接故意。而在普通抢夺中，由于行为方式一般不具有危险性，故行为人对被害人的人身伤害结果在认识因素上看显然是无法预知的，应认定为过失。综上所述，飞车抢夺属于以暴力的方式来夺取财物，其侵害的法益不仅仅是财产占有权而同时也包括了人身权利在内，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宜认定为抢劫罪。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很多西方国家在立法中将飞车抢夺认定为抢劫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仅仅将飞车抢夺认定为抢夺罪的从重处罚情形之一，显然是不恰当的。而2005年6月8日新出台的《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在第十一条第三款作出了新的规定：行为人明知其驾驶车辆强行夺取他人财物的手段会造成他人伤亡的后果，仍然强行夺取并放任造成财物持有人轻伤以上后果的（应认定为抢劫）。《意见》在部分程度上赞同了笔者的观点，但这里的“明知……会……”的表述还存在问题，前文已分析，即使是构成直接故意，在认识方面也只要求行为人明知但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可能发生就够了（对于直接故意，如果认识到的是可能发生，在意志因素方面则要求要求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而如果认识到的是必然发生，则意志因素方面可以是追求也可以是放任），而并不要求明知必然发生。因此，这里的“明知……会”缩小了故意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这里还存在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国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这一条款属于法律拟制，即将本来不属于抢劫的行为拟制为抢劫来定罪处罚。关于第2款，笔者以为其只是描述了抢夺的预备行为，而根据法律拟制的特点，只要携带了凶器抢夺，不论最终的行为是否使用了暴力及胁迫一律认定为抢劫，而不需要同时符合抢劫的构成要件。而如果行为人最终使用了暴力那显然就已经构成抢劫，而跟本不需要法律拟制。因此，第2款的拟制针对的是携带凶器但在抢夺过程中并未使用的普通抢夺行为。那么这样的拟制是否具有其合理性呢？通说认为，法律拟制存在的理由在于两个方面：形式上避免重复，实质上在于两种行为侵害的法益具有相同或者相似性。而在这个拟制中，携带凶器的抢夺也只是普通抢夺行为而已侵犯的只是财产权，不能因为其携带凶器而认为其同时侵犯了人身权和财产权。故二者所侵害的法益大相径庭，危害性更是有本质的区别，作出这样的拟制是不合理的。虽然笔者并不排除行为人携带凶器很有可能实施的是抢劫的预备，但最终的行为却是抢夺行为的可能。这里就存在一个犯意转化，犯意转化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实行行为中的犯意转化，另一种是预备到实行的犯意转化。携带凶器抢夺显然属于第二种情况。笔者认为，无论预备行为时行为人的主观态度如何，原则上都应该被实行行为所吸收。主观的恶性需要客观行为来体现，而如果在行为方式上未体现出来是无法进行定罪处罚。当然，如果是在携带凶器的过程中，原则上可以认为是抢劫的预备犯，因为我们由理由认定其存在抢劫的故意而实施了预备行为。但在这里的拟制下，行为已经实行完毕，不可能处于其他的停止形态，故只能认定为抢夺。同时，只要行为人夺取了财物，不区分是否使用了暴力胁迫的方式而一概将其认定为抢劫罪既遂显然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了原则。可以设想，在盗窃预备和实行为中也可能存在转化为抢劫的可能性，那如果携带凶器盗窃，是否也应拟制为抢劫罪呢？结论显然是否定的。在这一问题上，抢夺不具有任何特殊性，应该严格按照犯意转化的原理，按照客观行为方式来处理。因此，267条第2款是没有必要而且不应该存在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抢夺与盗窃的比较以及对两个特殊问题的分析，笔者已合理地将抢夺行为按照不同的行为方式而归入抢劫与盗窃的范畴之中。本文观点在于，取消抢夺罪，不但能够很好的填补刑法的漏洞，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刑法的体系性，使得刑法整体更加协调。而在国外，这样的立法例也并不少见，德日刑法中均未单独规定抢夺罪，在意大利刑法中，抢夺也只是作为一种加重处罚的盗窃行为而存在。当然，其理由可能与笔者所持相去甚远。例如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在抢夺的瞬间，实际上是秘密的，所以可以认定为秘密窃取。”这样的解释实际上是肯定了盗窃行为的秘密性，却又将抢夺解释成了秘密窃取的行为方式。但无论如何，抢夺罪的立与废，由于对其行为方式认定的不同理解，而变得极具研究价值。


对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引发的商标侵权纠纷的思考

马宁


　　本文所讨论的竞价排名，实质上即指关键词广告，搜索引擎一般对该服务收取费用，是当今搜索引擎的重要利润来源之一，比较有名的是google（谷歌）和百度提供的竞价排名服务（名称和种类可能有所不同）。在国内，百度的竞价排名服务不仅长期饱受商标侵权的非议，而且在《反垄断法》实施后，国内有人以涉嫌垄断为由将百度提供的竞价排名服务投诉到国家工商总局，但至今尚未见实质性的进展。同比之下，google的类似服务在国外也受到了著名品牌权利人的穷追猛打 。本文认为，当今搜索引擎虽然理论上对搜索的信息排列是遵循技术中立原则的，但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早已经偏离了这一原则，而渗入过多的人为干预因素而导致影响到搜索信息的检索结果，因此，司法实践有必要对具体行为进行审查，即搜索引擎必须承担一定程度的注意义务，否则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搜索引擎利用绝对的市场份额来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推销竞价排名服务，则可能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因情况复杂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目前，国内法院对搜索引擎竞价排名涉嫌商标侵权做出的典型判决当属“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众搬场物流有限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上海软件技术分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与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2007)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47号】 。
　　原告大众交通公司享有“大众”文字注册商标专用权，注册证号为第772844号，核定服务项目为第39类，核定服务范围为汽车出租；出租车运输；车辆租赁；旅客运送。2005年6月，原告大众交通公司与原告大众搬场公司签订了《注册商标排他许可使用合同》，原告大众搬场公司因而取得了文字注册商标“大众”的排他许可使用权。经过两原告的努力，“大众”文字注册商标多次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最具价值的上海服务商标。两原告发现在三被告所有并经营的百度网站(www.baidu.com)的“竞价排名”和“火爆地带”栏目网页中，出现大量假冒原告大众搬场公司的网站链接，这些网站经营者均未经过工商登记，不具有经营相关业务的资格，却擅自使用原告大众交通公司享有专用权和原告大众搬场公司享有排他许可使用权的“大众”注册商标，并以与原告大众搬场公司的企业名称相同或近似的名称招揽搬场物流业务。两原告认为，百度网站上的“竞价排名”和“火爆地带”两个栏目属于网络推广形式的广告，即以网页为媒介，为客户提供收费的宣传和推广服务。因此，三被告在百度网站上的广告栏目中擅自使用两原告享有权利的注册商标构成商标侵权及发布虚假广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三被告停止发布在百度网站上的“竞价排名”和“火爆地带”栏目中侵犯两原告商标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广告，并删除侵权网站的链接；2、三被告在百度网站上“竞价排名”和“火爆地带”栏目的首页向两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3、判令三被告向两原告赔偿包括合理费用在内的经济损失人民币五十万元。
法院认定，接受“竞价排名”服务的网站未经原告大众交通公司许可在其经营搬场业务的网站网页显著位置突出使用了“上海大众搬场物流有限公司”、“大众搬场”等字样作为其企业字号，使相关公众产生了误认，侵犯了原告大众交通公司享有的“大众”注册商标专用权。百度网站作为搜索引擎，其主要功能在于提供网站链接以帮助公众在网上搜索、查询信息，其根据网民输入的关键词而在搜索结果中显示出的内容，不能被视为是百度网站自己提供的内容，因此，在本案中，虽然根据两原告输入的关键词，百度网站搜索结果的链接条目中含有“大众”和“上海大众搬场物流有限公司”等字样，但这是百度网站作为搜索引擎实现其主要功能的必要手段，同时百度网站的“竞价排名”服务只起到了影响网页搜索结果中自然排名的作用，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有为第三方网站实施侵权行为提供便利的主观故意，综上，百度网站不应被认定为直接实施了商标侵权行为。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的有关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与搜索引擎通常采用的自然排名相比，“竞价排名”服务不仅需要收取费用，还要求用户在注册时必须提交选定的关键词，因此，百度网站有义务也有条件审查用户使用该关键词的合法性，在用户提交的关键词明显存在侵犯他人权利的可能性时，百度网站应当进一步审查用户的相关资质，例如要求用户提交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否则将被推定为主观上存在过错。在本案中，被告百度在线公司上海分公司作为“竞价排名”服务上海地区业务的负责人应当知道“大众”商标的知名度，许多申请“竞价排名”的用户与两原告毫无关系，却以“上海大众搬场物流有限公司”或者“大众搬场”为关键词申请“竞价排名”服务，致使搜索结果中出现了两个名称完全相同、从事业务相同但其他内容和联系信息完全不同的网站。综上，本院认为，百度网站应当知道存在第三方网站侵权的可能性，就此应当进一步审查上述第三方网站的经营资质，但根据三被告的陈述，百度网站对于申请“竞价排名”服务的用户网站除进行涉黄涉反等最低限度的技术过滤和筛选以外，没有采取其他的审查措施，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进而导致了侵犯原告大众交通公司的注册商标的第三方网站在搜索结果中排名靠前或处于显著位置，使网民误以为上述网站系与原告大众交通公司关联的网站，对原告大众交通公司的商誉造成了一定影响。本院认为，三被告未尽合理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帮助了第三方网站实施了商标侵权行为，并造成了损害结果，因此与直接侵权的第三方网站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鉴于本案中，两原告只起诉了三被告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三被告应仅就其帮助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同理，法院认定三被告亦应承担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帮助侵权民事责任，即三被告行为构成责任竞合。最终法院运用法定赔偿方式判决三被告赔付原告5万元经济损失（包括合理费用的支出），并在百度网站上刊登声名，消除给原告商誉造成的不良影响。

　　律师观点：搜索引擎在有偿提供关键词服务时如何把握应承担的注意义务？
　　本文认为，既然关键词服务易引发商标侵权，可能造成相关公众混淆，那么就应该根据关键词对应的商标知名度及其显著性来综合判断所承担的注意义务的程度及形式。
　　具体来说，如果申请的关键词明显模仿或抄袭驰名商标或全国性的知名商标，如香奈儿等消费品牌或服务品牌，那么，搜索引擎的工作人员就应及时审查申请人的身份（如审查营业执照上的申请人营业范围是否与关键词模仿或抄袭的驰名商标商品或服务类别相关、有无授权书等）。如申请人不能提供相关证件，则搜索引擎应拒绝提供关键词服务。为贯彻这一制度，搜索引擎配备的关键词服务人员应具备一定程度的商标法知识。
　　多数情况下，申请的关键词模仿或抄袭的商标知名度仅局限于特定区域，尚不及全国，甚至算不上地方著名商标。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要求搜索引擎在提供关键词服务前承担过高的审查责任。商标权利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及时通知搜索引擎涉嫌侵权的关键词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搜索引擎可以将该等主张及证据及时通知关键词申请人，给其权利进行申诉。此等通知-反通知制度具体可参考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中的相关规定。
　　笔者注意到，百度的竞价排名页面上有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的处理规则或提示 。虽然这不能绝对免除百度在任何情况下的注意义务，但对于申请人及相关的商标权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良性的指引。当然，如果实践证明便于操作（比如在规定的时间内给投诉人反馈），才能在引起纠纷时取得证据上的优势（即切实尽到了对应的注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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