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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


关于建设银行工作报告制度的几项规定

1983年5月24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前言
建设银行各省、市、自治区分行、重庆市分行：
为了加强上下级行之间的联系，及时反映工作进程，处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交流经验，指导和推动工作，并减少公文流转环节，提高办事效率，各级建设银行应向上级行及时报告工作。对一些重要的工作报告，各级领导要亲自主持起草，并修改定稿。现对建设银行报告制度规定如下：

一、请示报告
1．各级行在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以及通知指示过程中，遇有不够明确或无法处理的问题，向上级行请示的文字报告，称请示报告。
2．请示事项必须一事一报，在标题中写明“请示报告”，以便上级行及时研究处理；不能在其他文字报告中夹带数语，以免延误工作。
3．请示报告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经办行的请示报告应报其上一级管辖行处理，一般不要越级请示。对越级上报的请示报告，上级行一般不做批复。
4．对国务院各部直属项目和下放代管项目以及总行直接戴帽下达的贷款项目，经办行在拨款或贷款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一般应请示省、市、自治区分行，只有省、市、自治区分行难以处理而急需总行与主管部门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经办行才能直接请示总行，同时抄报上一级管辖行和省、市、自治区分行。总行批复时，主送经办行，抄送省、市、自治区分行。
5．上级行对下级行的请示报告，要及时办理批复，不得拖拉积压。遇有情况复杂、涉及面广、短期内无法批复的问题要以电话或便函及时通知请示行。
6．经办行需要由总行与主管部门联系、了解的具体业务问题，包括：（1）下达拨款限额、贷款指标方面的问题；（2）年度投资计划或拨款、贷款计划的下达和调整方面的问题；（3）有关主管部门的规章制度、通知规定方面的问题，等等。查询事项，均以便函联系，不作为请示报告。总行对查询事项，均以便函或电话答复查询行。

二、工作报告
7．各级行向上级行报告一定时期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取得的主要成绩、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准备采取的措施和今后工作安排等工作情况的报告，称工作报告。
8．工作报告要从政策思想方面对一定时期内的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和总结，既要总结成绩、效果和主要经验，又要检查值得吸取的教训和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和今后打算。要避免只是叙述过程，罗列数字，堆砌事例，文字要简炼，防止一般化、公式化。
9．工作报告每半年报送一次。各省、市、自治区分行应当分别在7月15日和次年元月20日前报送总行一式二份。省会所在地分行、支行的工作报告，在报送省、市、自治区分行的同时，抄报总行一式二份。

三、工作简报
10．各级行向上级行反应主客观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下交流工作经验的简要报告，称工作简报。各省、市、自治区分行也可以分别编写“情况反映”（以对上为主）和“工作简报”（以对下为主）。
11．工作简报应以“简、短、快、准”为特点。即内容简明扼要，突出当前工作的中心；文字短小精捍，生动活泼；反映问题、交流经验要及时、迅速；情况要完整准确，数字要核实清楚。
12．工作简报为不定期报告。各省、市、自治区分行和各省会所在地的分、支行工作简报报送总行一式三份。

四、专题报告
13．下级行就某项专门工作或专门问题向上级行所做的总结报告，称专题报告。
14．各行应就某一个时期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问题（例如，投资规模、工程造价、建设周期、投资效果、体制改革，等等）或者对某一项工作任务的进展情况，取得成果和主要经验教训，向上级行作专题报告。
15．专题报告为不定期工作报告。各省、市、自治区分行要有计划的组织安排，及时写出专题报告，报送总行一式二份。

五、专户报告
16．经办重点建设项目和施工企业的行处向上级行报送的有关重点单位情况的报告，称专户报告。
17．专户报告主要反映：（1）建设单位在项目安排、投资分配、资金安排、拨款或贷款支用、建设进度、投资效果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施工企业的生产施工、财物成本等计划安排和执行情况；（2）反映财物管理和资金使用方面的情况、经验和问题，节约或浪费的事例，建设进度和投资效果的预测；（3）各行在管理重点项目上开展的主要工作。采取的措施，取得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改进工作的建议。
在建设项目或重大单项工程建成投产后，经办行应对该工程的资金使用、工程造价、投资效果以及建设中的主要经验和问题等向总行作一完整系统的报告。
18．专户报告的内容力求中心突出，简明扼要。每次报告抓住当前的主要矛盾，说清楚一、二个问题，不要面面俱到；有关基本数字可以用表式反映，不要在报告内简单罗列情况，报流水帐；报告要有分析、有比较，既要反映问题，又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意见。
19．专户报告为季报，遇有重大情况和问题可以随时报告。需要上报专户报告的重点单位，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由上级行指定。凡需直接报送总行的重点单位专户报告（名单附后），在季度终了后十天内，由经办行报送总行一式二份。非总行指定的重点单位，其专户报告一律不报总行。

六、其它事项
20．各级行上报的工作报告、工作简报、专题报告应当同时报送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各级行向地方党政领导部门报送的重要报告，也应同时抄送上级行一式二份。
21．本制度从下达之日起执行，总行（78）建总综字第121号文颁发的《关于建设银行请示报告制定的几项规定》即行废止。
附：重点建设项目专户报告名单（略）







漏罪与新罪、再犯与累犯

── 对一起多次盗窃案的评析

〔案情〕：被告人贺某1999年2至6月期间伙同他人两次盗窃失主的摩托车，共计价值为9140元，由于当时公安机关破案时，贺某漏网，故一直批捕在逃。2001年3月贺某因实施另一起盗窃被异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满释放后，于同年12月纠集李某又盗窃一辆价值3200元的摩托车后，在邻县被追寻的失主找到，贺某弃车而逃，同伙李某被扭送公安机关。2003年4月贺某被抓捕归案。
〔处理意见〕：??被告人贺某四次盗窃，只有第三次盗窃已经刑事处理。对其第一、二次和最后一次应该如何处理，形成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将一、二、四次盗窃数额累计后并适用累犯条款以盗窃罪定罪量刑。第二种意见认为，对被告人贺某应分别定罪量刑，且第四次盗窃符合累犯条件，对这一次应从重处罚，然后实行数罪并罚。笔者认为两种意见的思路、提法均有不妥。
〔评析〕：1、行为人数次实施盗窃犯罪行为，且每次盗窃均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定罪处罚时，不管属连续犯罪还是同种数罪，司法实务中历来按一罪处理，犯罪数额累计后 以总额量刑。对盗窃来说，有关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但本案特殊之处在于四次盗窃中其中第三次盗窃已被司法机关处理过，且已服刑完毕，而贺某的最后一次(第四次)盗窃前不久，其刚刚刑满释放，根据刑法第六十五条关于累犯的规定，贺某第三次盗窃被判有期徒刑，其主刑执行完毕后仅六个月又实施故意犯罪的，只要该故意犯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就是累犯，应从重处罚。虽然刑法第65条中“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从字面上看与刑法72条以及该65条中关于前罪的量刑指的是宣告刑的描述相比较，多了“应当”两字，似乎可以理解为法定刑，即只要所犯之罪的法定刑中包含有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就符合第65条关于后罪的条件。但这样理解，势必会扩大打击面，会把未遂犯、中止犯、预备犯甚至胁从犯纳入适用累犯的范围，从而不适当地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刑罚。因此，刑法第65条“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指的应是宣告刑。贺某最后一次盗窃既遂，数额较大，又系主犯，且无从轻、减轻情节，依法至少应当判处几个月的有期徒刑，而前罪与后罪均为故意犯罪，间隔时间未超过五年，故仅就贺某的第四次盗窃来说符合累犯的构成要件，对这一起应按累犯处理。对第一、二次盗窃来说，相对于第三次是漏罪，对第四次盗窃来说，相对于第三次是累犯也是再犯，而并不是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前“新犯的罪”。第一、二、四次盗窃应为同种数罪。
2、被告人贺某先后几次实施盗窃。虽然均出于同一犯罪故 意而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同一性质的犯罪行为，触犯了同一罪名，但并非在一个总的犯罪意图下作案，而是临时起意，实施盗窃。其行为构成同种数罪，不属连续犯罪。对连续盗窃犯罪，司法解释规定不管每次行为是否达到数额较大，只要发生在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一年内，均应同每次盗窃单独构成犯罪一样，累计后套用有关数额标准来定罪量刑。而对于同种数罪的处罚，一般以一罪从重处罚，不适用并罚原则。但如将贺某第一、二次盗窃数额与第四次累计后处罚，势必因达到数额巨大的起点10000元而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档内量刑，再加上第四次盗窃构成累犯的情节，如再在该法定刑档内从重处罚，势必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刑罚，这样实际上就对被告人的同一事实和同一情节进行了重复评价，有违“一事不再罚”之嫌。况且也不便于量刑时实际操作，累犯情节只在最后一起盗窃3200元的财物中存在，应当说无溯及力，而第一、二起盗窃不存在累犯情节。再者，盗窃数额累计后本身已上升于较高一档法定刑幅度内量刑，已经从重处罚，如再从重，只能在这一档内从重。而在不同的刑档内从重，差别是很大的。
3、数罪并罚亦无法律依据。数罪并罚是指刑为人触犯不同的罪名后，分别定罪量刑，合并执行的刑罚方式。除第69条规定的典型意义的数罪并罚处，还包括刑法第70条、71条、77条和85条规定的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或缓刑、假释考验期内新发现的罪和新犯的罪，与正在执行的判决依照第69 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这是数罪并罚的另一种法定情形。贺某四次犯罪均为盗窃，其只触犯盗窃一个罪名，不存在数罪并罚的前提条件。且第三次盗窃被判处的刑罚已执行完毕，而第一、二次盗窃和最后一次盗窃亦不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这一特定时间段内，故不存在“新发现的罪”和“新犯的罪”，不能实行数罪并罚。
4、笔者曾认为，对本案被告人贺某的第一、二、四次盗窃可先分段进行量刑，即将第一、二次盗窃和第四次盗窃先分别量刑后，然后再把两次判决决定的刑罚，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最终执行的刑罚。因为：
第一、如把第一、二、四次盗窃合并处理，因其均为盗窃，势必要以“估堆”的办法量刑，这样容易产生各种量刑上的偏差，该从轻的没有轻判，该从重的没有重判。而分别量刑可以使整个裁判过程更加公正，透明，过滤一些不当的量刑因素，从而做出较为科学的判决，符合量刑的任务要求。
第二、对本案这种情况，虽然刑法无明文规定如何处理，但从其他一些条文中亦可反映出遇到类似本案这种情况应如何适用法律进行量刑的原则。刑法第69条对数罪并罚的规定，针对的是不同罪名的数罪，即一人犯数罪如何进行并罚，显然与本案不符。而刑法第70条和71条以及第77条、第86条规定的数罪并罚，虽然只针对特定时间段内“新发现的罪”和“新犯的罪”作出判决后，如何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最终执行的 刑罚，与本案亦不相同，但这种情形下的数罪并罚并未限制“新发现的罪”和“新犯的罪”必须与正在执行的刑罚是同一种类的罪，实际上是指一切可能会犯的罪名，当然包括同一种罪名的犯罪。这里至少可以说明，特定条件下对先后几次均为同一种犯罪的行为，可以分别量刑判处刑罚，之后再决定最终执行的总的刑罚。再看刑法第77条关于在缓刑考验期内这一特定期间内新犯的罪或新发现的罪(当然也包括相同罪名的犯罪)，单独作出判决后，连同原先的判决，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刑法在这里未明确为数罪并罚，与第86条关于假释考验期内类似情况的规定稍有不同，后者明确规定为依照本法第71、70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故刑法第77条中的“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应该仅仅是指在决定最终执行的刑罚这一个量刑环节时，按照69条数罪并罚在决定最后的总刑罚时的计算原则来决定被告人最终要执行的刑罚，并不拘泥于是否属于数罪并罚之性质。因为刑法第69条已经明确限定为“一人犯数罪”，而77条中的“新犯的罪”或“新发现的罪”或许还就是同一个罪名，即“一人数次犯同种类罪”。如非要以“数罪”为前提，难道遇到缓刑考验期内又犯同样罪名的新罪的情况，便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时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无从下手，放纵犯罪吗?不能。可见，对同一被告人数次实施同一种犯罪，特定情形下分别做出量刑后，借用合并处罚中的刑期计算方法一并决定最终要执行的刑罚，是可行的,符合法理和刑法量刑的原则，也便于被告人服刑时执行机关的??实际操作。
5、如前所述，理论上对本案被告人三次盗窃可以分别作出判决后，再依照刑法第69条关于数罪并罚中合并 处罚的计算方法，决定对被告人最后要执行的刑罚。但在司法实践中，还有操作的障碍，即如何制作裁判文书如何引用实体法条文的问题。由于是同种类的数罪，不能引用刑法第69条。还由于不是特定时间段内而是刑罚执行完毕之后“新发现的漏罪”和“新犯的罪”，亦不能引用刑法第70条、71条、77条、86条。在法律暂无明文规定，以及新的司法解释作出前，应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出发处理本案。即，将贺某第一、二次以及第四次盗窃以同种数罪作一罪处理，该三起盗窃的数额累计后量刑。最后一起盗窃虽构成累犯，但可不再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因为，将贺某第四次的盗窃数额3200元与第一、二次的9140元一经累加，便达到数额巨大的标准，依法便应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客观上已经体现了刑法对多次犯罪，屡教不改者从重处罚的精神，无需再机械地适用累犯条款，且很难操作。但如贺某构成累犯的第四次盗窃数额与前几次累计后，总额仍在同一法定刑档标准内，即仍在数额较大范围内，此时则应考虑累犯情节，可以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这一刑档内从重处罚。这样解决问题，符合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也比较切实可行。  行文至此，又查阅到相关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1985]法(研)发18号《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答复(三)》中指出，“如果漏罪与刑满释放后又犯的新罪属于同一种罪，可以判处一罪从重处罚，不必实行数罪并罚。”该条解释，既不与现行法律抵触，亦未被新的司法解释取代，应仍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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