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供精人工授精子女的知父权
——以家庭为伦理实体的视角
内容摘要：AID子女的知父权是由AID技术引起的新型法律问题。为解决该权利与AID父亲隐私权间的冲突，本文借用了伦理学的方法，以家庭为伦理实体进行考察，并得出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修复异化的伦理关系，或者求助于更一般的伦理标准。
关键词：AID 知父权 家庭 伦理实体
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曾困扰我们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但同时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例如人工授精技术，它一方面为众多不孕家庭带来了福音，另一方面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法律甚或伦理问题。医学上将人工授精技术分为两种：夫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简称AIH）和供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简称AID）。夫精授精使用的是丈夫的精子，AIH出生的子女与父母均有血缘关系，基本不会导致伦理问题或法律纠纷。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后者，即供精人工授精（AID）。AID则是使用丈夫以外的男性的精子使女性怀孕，妻子所怀的实际上是别人的孩子。这种生育方式使以血缘为基础和纽带的传统家庭关系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切断了婚姻与生儿育女的纽带。 而AID把人性与生物性分开，更破坏了婚姻在心理、生物上的统一性， 极易引起各种伦理和法律问题。单就法律而言，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即：AID子女是否有获知自己血缘父亲的权利（即知父权），包括其知父后是否有在任何一方难以维持生计时从血缘亲属处获得抚养的权利或扶养自己血缘亲属的义务等。鉴于各部门法对此讨论详细，本文将主要从伦理的角度，即以家庭为伦理实体的视角来分析该问题。
一、AID子女的知父权与血缘父亲的隐私权
AID子女的知父权在法律上属于知情权的范畴，而与所有知情权——隐私权的矛盾一样，知父权与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天然便存在紧张关系。隐私权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专属于个人的权利，它所代表的是个人（如AID父亲）的利益，是用来抵抗外界知悉的一种对世权、绝对权。而知情（父）权不仅体现出个人的生存利益，也体现出了公共利益，其所包括的利益已不仅仅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社会的。 AID子女一旦获知自己并非养父亲生，必然会产生追问血缘父亲的欲望。对此，有些学者认为人类有权知道他们的生物学出生，不告知孩子的出生侵犯了孩子的自主权 。而此时则可能存在两个阻碍：一是抚养他的家庭是否愿意让他获知血缘父亲的情况，二是AID父亲自己是否愿意被他人获知。若答案为否，则两种权利的冲突就必须借助公共权力进行干预。在已有的立法例中，有些国家已经制定了法令或政策使孩子能获得信息。如瑞士的宪法规定孩子有权知道生物学身世，包括捐赠者的身份；奥地利、荷兰、瑞典等国家规定孩子应该可以获得有关身份的信息；新西兰、澳大利亚正在考虑类似的法律。 英国也通过了一条没有公开的类似生育立法，规定凡精子捐赠者的孩子在18岁后有权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 这样的立法考量中公共目的性是显而易见的：告知在利于保护AID子女权利之外，有助于预见潜在的健康问题。因为除了可以得知自己的基因病史，告知孩子他们的遗传学身世还能保护他们避免无意中与自己的血缘近亲属结婚。但对于AID父亲来说，其在捐赠精子时可能根本无意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也可能没有承认该AID子女为自己子女的意愿。一旦AID子女的知父权得到确认，不仅是对其血缘父亲人身权利、合同自由（捐赠协议可能附带保密条款）的干涉，甚至可能影响其家庭关系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因此，若采取限制一方的立法进路，二者难以通过利益衡量等传统法律方法同时得到保护。
二、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及其异化
传统的法学方法难以在根本上调和知父权与隐私权的对立，故笔者转向伦理学方法，并且在此问题中不可避免地将目光投向“家庭”这个特殊组织。在社会伦理道德生活中，家庭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一个特殊领域，有着自己特殊的内容和形式，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价值。在确认AID子女权利的场合，家庭更是一个不可能绕过的至关重要因素。
关于家庭，首先可以也是必须进行的学术确认是：它是一个自然的伦理实体，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 黑格尔也是将家庭与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两种最基本的形态看待的。这一结论的学术根据之一就是他在该书对伦理实体作出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分之前的话：“伦理性的实体包含着同自己概念合一的自为地存在的自我意识，它是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 既然伦理实体是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则据此反推，家庭与民族就应当是两种最基本的伦理实体。
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本身并不具有先验的和绝对的伦理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它不是绝对的因而具有异化之可能。在此笔者粗略将此异化分成两类：一种是家庭伦理实体相对于自身的异化，另一种是家庭伦理实体相对于其他实体的异化。
（一）家庭相对于自身的异化
最初的家庭都是以血缘联系在一起的。血缘家庭作为一种最基础最普遍的社会关系，不仅曾经是人类伦理道德产生的基石，并在往后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充当着最光荣的伦理实体。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伦理实体”作为客观伦理实体是关系体系。客观伦理作为实在，是以一定社会共同体为内容、并以一定物质关系为基础的精神关系。 传统的家庭伦理根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血缘性，个体在家庭中表现为不同的角色，被赋予不同的道德期望、道德责任和义务，这种血缘性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成为一切社会关系中最真实无遮、最为紧密的关系，决定了家庭伦理在社会伦理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与家庭的血缘性相对的是，家庭同时具有“社会性”。家庭对于其成员而言即是一个小型的“熟人社会”，其价值合理性不仅取决于遗传血缘，也取决于家庭成员间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与情感依赖，而这种主观联系最终以亲情的方式表现出来。AID子女的尴尬即存在于家庭作为实体其二重性的分离中：在生物性上，他更接近于其血缘父亲家庭关系的一员，但在社会性上，却与其“养父母”家庭更为接近，以至于传统上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不愿认同他。
笔者以为这种情况便可以理解为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其自身的异化。黑格尔在对“实体性伦理”作补充解释时曾指出:“整个伦理既有客观环节，又有主观环节，但是两者都只是伦理的形式。这里，善就是实体，就是说在客观的东西中充满着主观性。” 质言之，一个完美的伦理实体本质上是由主客观两面的有机结合构成的。对于AID子女而言，家庭伦理实体的主观方面，即由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情感认知与交流，在事实上与其客观方面，即共同的血缘关系相分离。这造成了在以AID子女为个体进行研究时，传统家庭伦理实体自身的异化。
（二）家庭相对于其他伦理实体的异化
黑格尔对实体还有两个明显的内在规定:“实体”一方面具有普遍性、统一性之品性，另一方面又要成为具体的存在，而在其特殊性、个别性存在中又包含了普遍性本身。 这既是说，不同的伦理实体之间虽然在终极意义上具有共性，但毕竟存在个性上的差异，并可能因此发生冲突。近代史上中国传统家庭实体与商业经济实体的冲突即是最好的例证。在AID问题上，二者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市民社会与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对于该问题的道德要求不同。在家庭而言，AID父亲为了维持现有家庭的稳定关系，不承认AID子女或隐瞒该事实都可能具有家庭道德上的正确性；而在社会来说，不确定的基因关系可能导致近亲结合，一则增加遗传病发生几率，二则对现有的社会伦理秩序造成冲击，因而不承认或隐瞒AID子女之事实可能会产生社会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价。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家庭与更高级的伦理实体之间可能产生矛盾和对立，并因在该矛盾上固守自己的实体个别性而走向不合理性与不道德。这种不同实体间对于共同成员伦理规范要求的差异即可看视为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相对于其他伦理实体的异化。
三、以家庭伦理实体为视角的分析
如前所言，传统家庭伦理实体在AID子女的问题上因其主观客观方面的分离而异化为不道德的个体，并因其个性可能与上位伦理实体间发生冲突。那么，解决该问题的主要方式应在于，其一，使异化的传统家庭伦理实体复归主客观统一的完美状态；其二，寻找不同伦理实体间的共性以达成伦理实体间的统一。
对于第一种情形，笔者以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AID子女与其血缘家庭的“社会性”亲密程度上。我们已经知道，情感与家庭共同生活关系上的疏远是造成AID子女与其血缘家庭隔阂的原因。质言之，其知父权能否实现应视其是否与该家庭存在现实或将来可能的亲密接触，即缺失的“社会性”家庭关系要件是否可能得到修复，该AID子女是否会成为其父家庭实体中的一员。对于具体操作而言，则应视其是否可能与血缘亲属发生婚姻关系或收养关系等亲属法上法律关系。若回答为肯定，则该AID子女有通过相关法律行为，如收养或结婚等修复其所缺失的与血缘家庭的“社会性”要件之可能。无论此种亲属关系的修复是否为现有法律或道德所认同（血缘亲属间的婚姻明显不符相关婚姻法律，而收养则与法律上的价值判断无涉），均应通过确认AID子女的知父权而明确该血缘关系。如此一方面可以避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婚恋关系出现，降低遗传疾病风险，另一方面，尤其是对于在未违背现行法律、伦理判断下的亲属关系之修复，例如AID父亲收养AID子女，或AID子女的“养母”与“生父”结婚等，确认AID子女的知父权不仅无损于现存伦理关系，并且有助于促进再造家庭的情感和谐。在此类情况下，保障AID子女的知父权能够补全异化的家庭伦理关系，使“家庭”复归完美的伦理实体。若情况相反，即在该AID子女不存在与其血缘家庭发生亲属法律关系之可能的情形下，则应保障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该AID子女并非该伦理实体之成员或个体，在不与该家庭伦理实体发生关系的前提下，并不会对该实体造成影响。若贸然确认其知父权则反而可能给原本完备的家庭伦理实体带来异化之风险。
值得特别明确的是，由于上述情形的成就与否当然不可能由当事人自己判断，因此基因（或精子库）监管机构必须承担起追踪基因（精子）去向的职责，并肩负起依据现实情况判断是否将基因信息通知给AID子女或其血缘亲属的义务。质言之，AID子女的知父权或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成就与否完全是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裁量的。由于“社会性”家庭关系修复的几率较低，这种裁量应当以隐私权的保护为一般，以知父权的确认为例外。这其中又将涉及复杂的法律制度设计与成本计算，本文于此不再讨论。
对于第二种情形，核心问题则在于统合不同伦理实体间的差异而求诸于一般与共性。AID子女及其血缘父亲因与不同的伦理实体发生关系而可能在相对于不同实体时具有不同身份，受不同的伦理道德约束，而不同实体在AID知父权的问题上二者的要求是不同的。对二者的统合又存在两种可能的方法：一是以上位实体的规范为准，即以社会伦理秩序作为最终标准。这样AID子女的知父权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但由于采取了贬抑其一的做法，很有可能严重影响甚至破坏AID父亲的家庭关系，对家庭产生的冲击非常猛烈；第二种方法则是寻求冲突实体的共同上位实体，并依据该上位实体的伦理规范进行评价，亦即寻求更为一般的伦理要求。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要求即“善”，或者“爱”，是无关社群而由整个人类类群所共有之道德规范。事实上无论中西方道德哲学和伦理精神都以“爱”或“爱人”为逻辑起点，即“我非我，而是我与他人统一体中的我”。这一点是由“类”所共有的。表现在AID关系中，即要求两代人基于“爱人”的互相尊重。这要求无论AID父或子均需在主观上亲爱对方，即使不出于天伦，也应恪守人伦之基本的尊重；在客观行为上，则要求AID子女在行使其知父权时，要慎重考虑对父亲现有家庭的影响，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避免对其家庭造成破坏；AID父亲在行使隐私权时不能对AID子女采取完全不管不顾的态度，而应尽可能避免因此对子女造成的客观上的负面影响，如在其遗传病难以诊治时向医疗机构提供必要的遗传信息等。由此出发，即使二种权利得不到法律上的完全实现，在事实上却可能更有利于二者的和睦及社会关系的稳定。
四、结语
AID子女的知父权问题是一个由科技发展带来的全新法律、社会问题。众所周知，当社会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时，既有的伦理秩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就应当为新的伦理秩序所代替。在这种新旧伦理关系的更替过程中，不仅充满了斗争，也会伴随着某种暂时的秩序紊乱。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体现于社会关系上的紊乱，往往被视作单纯的社会问题经由法律进行调整与规制，却忽视了其背后的伦理因素及原因。因此，在解决此类问题时除了考虑法律方法之外，我们有时也需要借助伦理学的方法，并努力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本文，对于AID子女知父权的确认与保障而言，借助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的考量有利于平衡各方面因素，大约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思路与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96
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商务印书馆，1996
深圳市盐业管理处罚规定（2005年修正）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市盐业管理处罚规定
（2000年10月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93号发布，
根据2005年10月14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144号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深圳市盐业管理，打击盐业违法行为，保障公民身心健康，根据国家有关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对本市范围内盐产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和使用中违法行为的查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以下简称市盐业管理机构）依照本规定负责本市盐业监督管理，查处盐业违法行为。
市、区公安、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卫生、交通等部门依照各自的管理职责实施本规定。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举报盐业违法行为。
凡举报属实经主管部门依法处理的，由处理机关按照查处的非法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和使用的盐产品的总量每吨一百元给予举报人现金奖励。盐产品的数量不足一吨的，按一吨计；奖金超过三万元的，按三万元给予奖励。
第二章 生产、加工、运输管理
第五条 国家对盐产品实行定点生产、加工制度。凡在我市从事盐产品生产、加工的，必须经市盐业管理机构审核后，报广东省盐业管理机构批准。
违反前款规定的，市盐业管理机构除责令停止生产、加工行为并没收非法生产、加工的盐产品、设备、工具及非法所得外，非法生产、加工的盐产品价值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达到、超过一万元的，并处盐产品价值五倍罚款。
明知他人非法从事盐产品生产、加工仍为其提供场所的，由市盐业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条 食盐加工单位加工不含碘的食盐，须经市盐业管理机构批准，并在包装物的显著位置用中文标明“非碘盐”。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市盐业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已经加工的产品，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条 食盐包装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食品包装要求，并用中文注明各种成份及其含量。
在我市销售的食盐包装不符合前款规定的，或者产品与包装说明不相符的，不得在我市上市销售，违者由市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没收，对经销者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包装单位或个人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市盐业管理机构发现前款违法行为的，可以暂扣不合格的盐产品以及包装物，并于5个工作日内提请市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按前款规定处理。
第八条 盐产品由异地运入深圳的，承运人必须持有准运证，一车（船）一证，证、货同行，并接受市盐业管理机构的监督。
违反前款规定，非法运输盐产品的，由市盐业管理机构没收非法运输的盐产品，对货主处盐产品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对承运人没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运输的盐产品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市盐业管理机构在查处前款案件时，可以暂扣承运人的运输工具进行调查，但暂扣时间不得超过45天。期限届满后，当事人仍不依法接受处理的，市盐业管理机构应当在依法结案后，将暂扣的运输工具交市财政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章 批发、零售、使用管理
第九条 从事食盐批发或转（代）批发业务的，必须按国家规定申办食盐批发许可证或食盐转（代）批发许可证。
违反前款规定，未依法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或食盐转（代）批发许可证从事食盐批发业务的，由市盐业管理机构责令停止批发活动，没收违法经营的食盐和非法所得，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条 从事食盐零售业务的，必须到市盐业管理机构办理零售登记。
违反前款规定，未依法办理零售登记而从事食盐零售业务的，由市盐业管理机构责令限期办理登记。逾期不办理登记的，处五百元罚款。
第十一条 食盐必须按国家规定标准加碘后方可销售。
食盐批发企业、转（代）批发单位或个体工商户违反前款规定，将非碘盐作为食盐出售，或者以非碘盐冒充碘盐出售的，由市盐业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经营的盐产品，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非法经营食盐数额巨大的，最高可处非法经营的盐产品价值五倍的罚款。
食盐零售商违反第一款规定，将非碘盐作为食盐出售，或者以非碘盐冒充碘盐出售的，由市盐业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经营的盐产品，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经销数量较大、或者多次违反第一款规定的，没收非法经营的盐产品，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二条 从事食盐转（代）批发业务的，必须按照国家规定从所在地区一级食盐批发企业购买食盐。食盐零售商应当从所在地食盐批发企业购买食盐，或者从所在地具有转（代）批发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体工商户购买食盐。
食盐转（代）批发商和零售商违反前款规定，由市盐业管理机构没收非法经营的盐产品，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三条 食盐批发企业应当将其购买和销售盐产品的情况进行登记，并按照市盐业管理机构的规定申报。
食盐批发企业不按前款规定进行食盐购销登记和申报的，由市盐业管理机构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四条 饮食业经营者以及机关、学校、幼儿园、厂矿等单位的集体食堂向他人提供含盐食品的，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碘盐。
饮食业经营者以及机关、学校、幼儿园、厂矿等集体食堂使用不含碘的食盐，或者使用产品质量不合格以及变质、过期的食盐加工食品的，由市盐业管理机构处经营者或集体食堂举办单位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五条 医疗用不含碘的食盐实行定点销售，销售点由市盐业管理机构指定并予以公告。
其他单位和个人私自销售不含碘的食盐，按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处罚。
第十六条 因生产、研究需要使用工业盐的，使用单位应当按有关规定购买。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市盐业管理机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市盐业管理机构应定期对批发和零售市场上的盐产品进行抽查，发现盐产品不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应将该商品没收并予以销毁，并将该商品的名称、商标、生产厂家、生产日期等资料予以公告，提醒市民注意。
第十八条 因生产、科研需要从国（境）外进口盐产品或者将出口盐转为内销的，必须经广东省盐业管理机构批准，并接受市盐业管理机构的监督。
违反前款规定私自进口或者私自内销盐产品，价值不超过一万元的，由市盐业管理机构没收私自进口或者内销的盐产品，处五千元罚款；私自进口或者私自内销盐产品价值超过一万元的，处私自进口或者私自内销盐产品价值二至五倍罚款。
第十九条 禁止销售液体盐（含天然卤水）或者使用液体盐加工食品。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市盐业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销售、加工的产品，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私自印制食盐包装标识的，市盐业管理机构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暂扣非法印制的包装标识，并提请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非法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盐产品，危害公民身心健康，严重扰乱我市食盐专卖市场秩序的，市盐业管理机构可在新闻媒体上予以公示；构成犯罪的，应当提请司法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和第二百二十五条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阻挠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有关规定予以处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处罚程序规定
第二十三条 市盐业管理机构以及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规定实施处罚时，应当由本机关两名以上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共同调查处理。
第二十四条 执法人员在依照本规定实施处罚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向当事人说明身份并出示有效执法证件；
（二）向当事人口头宣示处罚决定的主要内容、执行办法、以及不服处罚决定时的救济措施；
（三）出具符合规定格式的处罚决定书；
（四）扣押、没收财产时，出具被扣押或者没收财产的清单，并由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五）收缴罚款时，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收据。
第二十五条 市、区质量技术监督、食品卫生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在自己的职权管辖范围内，依照本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罚盐业违法行为。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有管辖权的，由最先调查处理的机关管辖。
各行政主管部门、盐业管理机构不得对当事人同一违法行为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二十六条 罚款五千元以上或者没收财产价值五千元以上，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会的，决定处罚的机关必须在正式决定之前依照规定程序举行听证会。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市盐业管理机构或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有关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二○○○年十一月一日起实施。
